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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6)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作者:高小勇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找另外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 Forecast Ability of Social Event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伯格(Emile Grunberg)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做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 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做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 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做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制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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