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列宁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工程师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博物学家、医生兼哲学家亚·亚·波格丹诺夫（两个人都是列宁的同时代人），有不久以后就抛弃了党的波斯托洛夫斯基，还有李可夫。候补委员是“文人”鲁米扬采夫和两个实践家：古谢夫和布尔。无须说，根本没有人想到提议让柯巴担任布尔什维克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斯大林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两年（1905年至1907年），革命工作使我坚强起来。”在煞费苦心地经过一再编辑加工的演说辞里，演说者肯定不可能纯粹出于偶然地把自己在全国正在经受革命的火的洗礼的那一年以及全国尚处于动乱的痛苦中、对动乱的结局经常感到恐惧的第二年——即1906年——究竟在什么地方搞混淆了。这种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使人不能不产生这种印象：斯大林故意不提第一次革命是因为他对这次革命根本无话可说。由于用巴库作为背景比第比利斯更容易使人产生英雄的联想，他就在事后把自己到巴库去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半，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诚然，他用不着害怕苏联历史学家会表示反对，然而“柯巴在1905年究竟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案。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领导我们的工作，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①

诸如此类。这位“委员”的口气是多么自信！就在那几天里，碰巧的话或许就在那几个小时以内，在遥远的日内瓦，列宁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

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在对待从政治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态度上——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不可能表现得更简明扼要、更铿锵有力了。

在柯巴无缘参加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隔了5个月，苏维埃就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是孟什维克发起的，但是他们从未梦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里面处于支配地位。孟什维克普通党员卷入了革命发展的洪流，领导人对自己这一派陡然向左摆的趋势感到茫然，沉思起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对已经摆好阵势的群众建立不分党派的代表机构这种新创造起初感到害怕。但他们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要它立刻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否则立刻解散。整个彼得堡苏维埃，包括参加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工人队伍，眼皮也不眨地就把这份最后通牒丢在一边去了。直到11月列宁到达以后，“委员们”对待苏维埃的政策才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那份最后通牒肯定已经削弱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各省都按照首都的榜样行事。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的估计已经开始出现深刻的意见分歧。孟什维克企图把苏维埃说成只是工人代表机构的一种偶然出现的形式——一种“无产阶级议会”，一个“革命自治机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极为暧昧，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彻底地从旁聆听彼得堡群众的意见。群众把苏维埃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列宁立刻作出评价，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杠杆。

柯巴在1905年写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很贫乏。从这些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苏维埃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格鲁吉亚没有建立任何苏维埃，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苏维埃，把它们忽略过去了。这岂不令人惊讶？苏维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的意义本来应当使这位未来的总书记第一眼就会得到深刻印象的，但是他认为苏维埃是直接代表群众的、外来的政治机构。苏维埃不服从委员会的纪律，需要比较复杂、比较灵活的领导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苏维埃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仿佛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

他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莫斯科的传记家和艺术家总是设法把柯巴说成是这次或那次游行示威的领导人，“一个靶子”，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家，一个民众保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撒谎。斯大林甚至在后期也没有成为一个演说家；谁也没有听见他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整个1917年，党的一切鼓动工作者，从列宁开始，都在到处演讲，弄得声嘶力竭。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集会上讲过话。1905年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高加索有些年轻的革命者，例如克努尼扬茨、朱拉博夫、加米涅夫和策烈铁里等，是一些平凡的演说家；而柯巴连这样一个演说家也说不上。在党的秘密会议上，他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思想还能够阐述得比较好，但是他完全缺乏鼓动者的力量。他强迫自己讲话，讲得十分吃力，既不成调，又无热情，也无抑扬顿挫。在他的力量的反面，他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于他完全不能感受激情。他只会在枝节问题上唠唠叨叨，纠缠不清，不能超过这水平。他不能使自己和听众融而为一，息息相通，不能激发听众的高尚的情操。他本身就激动不起来，因此也无法使别人激动。单凭狠毒是不足以掌握群众的心灵的。

1905年把所有封住的嘴都打开了，这个沉默了一千年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讲话了。一切稍微能够表达自己对官僚制度和沙皇的憎恨的人都找到了毫无倦意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柯巴无疑也曾经试过身手，但是和其他能够当场发表演说的人比较起来，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柯巴对别人的感情虽然麻木不仁，对自己的感情却极为敏感，并且非常容易感到不愉快。看来或许令人吃惊，然而他的确郁闷到喜怒无常的程度。他的反应是原始的，凡是他感到自己被人置之不理或冷淡的时候，他都倾向于撒手不管，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他会蜷在一个角落里郁闷地抽着烟斗，做着复仇的梦。他在1905年怀着闷气退入幕后去做一种类似编辑的工作，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柯巴远非天生的新闻工作者。他思想迟钝，思路狭隘，风格笨拙单调。当他希望造成强烈效果时，他就使用粗鲁的语言。他当时写的文章是任何稍微有点头脑、要求比较严格的编辑部一篇也不会采用的。一点也不错，地下出版物通常并不以文字出色著称，因为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由不以耍笔杆为职业而是出于必要才使用笔杆的人写的。无论怎么说，柯巴并没有超出这个水平。他的著作说明他试图有系统地阐述问题；但是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图解式地排列材料，列举论点，矫揉造作地提出修辞性问题和臃肿重复地大量堆砌说教的词句。他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独特的风格，缺乏生动的想象——这一切使他写的每一行都带上陈腔滥调的烙印。他是一个从来不畅畅快快发表自己的思想，而是腼腼腆腆地重复别人的思想的作者。用“腼腆”这个词来形容斯大林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这个词最恰当地说明了斯大林从高加索时期直到今天还在摸索写作道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