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维奇在这个革命关键问题上和列宁有不同的意见，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国有化，主张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这次意见分歧，记录里面已有充分的记载，然而直到今天，苏联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次分歧，因为谁也不准引用或评论伊万诺维奇在辩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但是，这篇发言肯定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采纳的。”①〔若干年以后，〕斯大林〔又说〕，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就土地问题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说，引起了普遍的热情，〔而不说明〕他不仅发言反对列宁的土地纲领，而且宣布这个纲领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不仅如此，他在1924年还冒充在1906年就从这个纲领得到了强烈的印象。〕

首先，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权威被认为是特别不可轻侮的，而一个对俄国情况一窍不通的高加索青年居然胆敢在土地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出面反对自己一派的领袖，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惊讶。生性谨慎的柯巴照例既不喜欢在不熟悉的问题上冒险从事，也不喜欢居于少数地位。他通常只有在感觉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时候，或者像若干年以后的情况那样，无论多数意见如何，他掌握的机构都保证他可以得到胜利的时候，才参加辩论。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现在，也就是隔了30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经验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于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鲁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鲁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经验。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财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境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说实在的，他对从学说中得来的信念会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绝——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统的纲领。事实上，20年后，我们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现象。

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看来，十二月起义的失败肯定使列宁的威信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纲领的兴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纲领比较，分配土地的害处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较小的方案达成协议。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谋家的策略考虑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错了，孟什维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们宁愿采取危害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较小的方案。

为了将来参考，必须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效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20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说。当然，20年后，许多事情都将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斯大林曾经在1906年宣布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经济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丝毫没有认真考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将执行使农村经济结构集中和无产阶级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①中用圣经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遥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产阶级的失败迫使马克思主义退居防守地位，在雨骤风暴的几个月里沉默下去的敌人和反对派重新抬头了。左翼和右翼都认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当为反动派的猖獗负责。站在右边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民粹党人,站在左边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对1905年的运动没有起任何作用。彼得堡苏维埃里面只有三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垮台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气氛中得到了更响亮的共鸣。这次退潮在落后的高加索也留下了印记。高加索许多方面的条件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作为维护当时已经受到攻击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作用的一部分，柯巴用自己故乡格鲁吉亚的文字在报纸上就“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①这些文章证明，作者用意是良好的，然而并不值得转述，因为它们本身不过是别人作品的转述。要从这些文章里寻章摘句也殊非易事，因为它们都是平铺直叙，浅露板直；而要想挑选任何带有个性的句子则更为困难。他的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再版,指出这一点已经够了。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右边出现了联邦主义者的政党——一个部分地模仿社会革命党、部分地模仿立宪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贝索什维里十分有理地谴责了这个党喜欢玩弄懦弱的手段和妥协的倾向，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当大胆的形象性的语言。他写道：“大家都很知道，每一种动物都具有明确的颜色。但是变色蜥蜴的性格对这一点感到不满足:和狮子在一起它就带上狮子的颜色，和狼在一起它就带上狼的颜色，和青蛙在一起它就带上青蛙的颜色，视什么颜色对它最有利而定……”对变色蜥蜴的这种污蔑，动物学家可能会提出抗议。但是，既然这位布尔什维克批评家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没有当成乡村牧师的人，他的文笔是可以原谅的。

柯巴—伊万诺维奇—贝索什维里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活动，这里已经全部谈到了。即使纯粹从数量上说，也是不多的。然而作者已经作了很大努力，避免遗漏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问题在于柯巴缺乏想象力，智慧并不十分丰富。脑力劳动的锻炼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无法抗拒的个人动机才能促使他对一件工作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革命把他撇在一边了，他没有从这次革命中找到使他奋发的动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革命的贡献和革命使他个人得到的利益比较起来显得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