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大会最后几次会议过程中，有一次会快开完的时候，彼得堡一个年轻的代表发言了，所有的人都匆匆离开自己的座位，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演说者不得不站到椅子上去，以便吸引大家注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情况，他还是终于设法把愈来愈多的代表吸引到他周围来，不久以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这次演说使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注定只能一语不发的伊万诺维奇对这位年轻的新来者——季诺维也夫当时只有25岁——的成就可能并不同情，然而决非毫无妒忌的。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位没有利用自己的发言权的雄心勃勃的高加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普通代表，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冈杜林在回忆录中写道：“休会期间，我们通常都围住这个或那个重要工作人员，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在代表当中，冈杜林提到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托姆斯基和当时还不大出名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然而他的回忆录是1931年写的，当时，要忘掉斯大林比记住他要困难得多。

整个说来，从1905年到1907年这3年以恐怖行为和罢工特别著称。但是，恐怖行为和罢工的统计记录有显著的差别：罢工人数逐年迅速下降，而恐怖行为的次数则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很清楚，随着群众运动的衰退，个人恐怖行动增加了。然而恐怖行为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加强。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革命带来的动力必然会消耗掉。的确，1907年还发生了1231起暗杀案，1908年就减少到400起，1909年减少到100起左右。此外，受伤未死者的百分比的增加也说明，现在的枪击事件是未经训练的外行干的，主要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干的。

在高加索，拦路抢劫和流血械斗的浪漫传统还很盛行，有许多胆大包天的游击活动老手。在1905年到1907年，即第一次革命时期，仅在外高加索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战斗队在乌拉尔地区，波兰社会党旗帜下的战斗队在波兰都大肆活动。1906年8月2日，几十个警察和士兵在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街头被暗杀。根据他们领导人的解释，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些领导人的领袖是约瑟夫·皮尔苏德斯基，波兰未来的“解放者”和压迫者。列宁在评论华沙事件时写道：“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的游击活动……”②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评语是：“尽管〔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对的行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这些呼吁不是毫无效果的。”

在恐怖分子和警察的流血冲突中，钱是一个重要问题。钱是一切战争赖以支持的东西，包括内战在内。在1905年立宪宣言发表以前，革命运动主要从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那里得到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比较大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当资产阶级把希望转到未来的杜马上面去的时候，他们开始把革命者看做是妨碍他们和专制政府取得协议的障碍。阵线的变化使革命在财政方面受到有力的打击，关厂和失业使来自工人的钱也停止了。在此期间，革命组织已经建立庞大的政治机构，有自己的印刷所、出版社、专业鼓动人员，最后还有不断需要武器供应的战斗小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武力夺取金钱以外，就无法继续拿资金供给革命。第一步几乎照例是下面发起的。最初的没收活动进行得比较和平，没收者和被没收的机构的雇员之间常常存在默契。有一个故事说：纳杰日达保险公司的办事员给犹豫不决的没收者打气说：“甭发愁，同志们！”但是这个牧歌似的时期没有继续多久。继资产阶级之后，知识分子，包括这些银行办事员，也离开了革命；警察措施更加严峻起来。双方死伤人数都增加了。“战斗组织”失去了支持和同情，迅速烟消云散，或者同样迅速地四分五裂了。

在第一次革命的几年时间里，柯巴的革命活动整个加起来似乎也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就只有这么多吗？在把他抛在一边的事件的旋涡中，他不可能没有寻找过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干的行动手段。柯巴曾经参加恐怖行为和没收活动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参与属于什么性质却难以肯定。

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总的监督者……是列宁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协助。”这些人是谁呢？战争爆发后成为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专家的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报刊上写道，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其存在不仅瞒过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瞒过了党员的眼睛。由列宁、克拉辛和一个第三者组成的这个小委员会……特别注意党的财政问题”。阿列克辛斯基所谓注意财政问题是指领导没收活动。那位没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博物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没有理由对斯大林参加战斗活动的事保持沉默。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代里不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非常亲密，而且和斯大林也保持着接触。这个揭人隐私的人照例总是说的比他知道的更多。

《列宁全集》注释中关于克拉辛是这样说的：〔他〕“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战斗业务局”。克鲁普斯卡娅则写道：“党员们现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时期在武装战斗人员、监督炸药的生产等等方面进行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毫不声张地、秘密地进行的，然而在这个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很珍视他。”第一次革命时期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依廷斯基写道：“我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尼基季奇〔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到列宁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唯一的人。”诚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领导着类似的活动，克拉辛、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在党的战斗活动中的作用丝毫没有谈，虽然她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总是尽量设法多提斯大林的名字。

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说，1905年“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空前强大的开展”是和“直接由斯大林同志在那里首创的我们党最富战斗性的组织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所谓斯大林和“最富战斗性的组织”有关的这条唯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还在没收问题出现以前，它没有谈到柯巴的实际工作。最后，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条消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第比利斯没有布尔什维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