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列沙克写道：“柯巴是一个极端片面的人。他没有一般原则，也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他在本性上一直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一个粗野的人。在他身上，这一切都和一种特殊的、故意装出的调皮结合在一起，使观察力最敏锐的人第一眼也看不出这种调皮背后隐藏着的其他特点。”作者所说的“一般原则”，似乎是指道德原则：作为一个民粹党人，他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维列沙克对柯巴的精力感到惊讶。这座监狱里有一种残忍的把戏，目的是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对手发狂；这种把戏叫做“逐入梦境”。维列沙克说：“从来都不可能使柯巴失去镇静……无论怎么做也不能激怒他……”

和当局玩弄的把戏比较起来，这种把戏还算是十分天真的。监狱里有刚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自己命运的结束，死囚和其他人吃住都在一起。晚上，他们在囚徒众目睽睽下被带到监狱院落里绞死，所以在牢房里“听得见被绞死者的哭喊和呻吟”，所有犯人都感到神经紧张。维列沙克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他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言）。”如果认为柯巴对处决漠不关心那未免太傻了，但是他的神经很坚强，他对别人的事不像对自己的事那样敏感，这样的神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财产。

尽管存在着混乱、绞决以及党和个人的冲突，巴库监狱仍然是一座重要的革命学校。柯巴是一个突出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他不曾参加个人之间的讨论，宁愿上公共讲坛，这个迹象肯定说明柯巴在教育和经验上比大多数难友高明。“柯巴的外表和他在辩论中表现的粗野使他的表现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他的演说缺乏机智，形式上枯燥刻板。”维列沙克追叙了一次“土地问题讨论”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柯巴的同志奥尔忠尼启则“打了共同报告人、社会革命党的伊利亚·卡策瓦泽的耳光，因此受到其他社会革命党人的毒打”。这件事不是捏造的，性情非常暴躁的奥尔忠尼启则甚至在成为苏维埃的著名的大官以后还保持着以力服人的嗜好，列宁有一次甚至因此建议把他开除出党。

维列沙克对柯巴的“机械的记忆力”惊异不止。据说，柯巴“前额并不发达”的小脑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装进去了。“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本行，在这方面，他是不可战胜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引自马克思的适当的公式来证明任何论点。这个人给对政治蒙昧无知的年轻的党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维列沙克本人属于“蒙昧无知者”之列，对于这个在土生土长的俄国纯文学的社会学的教育下长大的青年民粹党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包袱看来一定是极端使他赞佩的。事实上，这个包袱是够小的了。柯巴既对理论不感兴趣，又不能锲而不舍地学习，又缺乏思想锻炼。说他具有“机械的记忆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种记忆力是狭隘的，从经验中产生的、实用的；但是，尽管经过正教中学的训练，这种记忆力绝不是机械的。这是一种属于农民的记忆力，缺乏概括和综合的能力，然而坚定顽强，特别是在仇恨方面。说柯巴脑袋里装满了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现成的引语是完全不真实的，柯巴从来不是一个书蠹，也不是一个学者。他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拣到一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从属于物质因素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使这些论点过分简单化了，他仍然能够利用它们战胜民粹党人，正如一个手持最蹩脚的手枪的人能够战胜一个手持木制武器的人一样。然而整个说来，柯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满不在乎的。

9月20日，柯巴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北部的索里维切果茨克。这是特别优待的流放：时间只有两年；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俄国的欧洲部分；不是一个村庄，而是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很好的潜逃机会。由此可知，宪兵们甚至连比较有分量的不利于柯巴的证据也没有搞到。由于那些边远地区的生活费用很低，流放者依靠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几个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为了满足额外的需要，他们还得到朋友们和革命的红十字会的接济。柯巴是如何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度过9个月的，他干过什么，他研究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他的文章、日记、信件都没有发表。在当地警察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案”的卷宗里，在“态度”这项标题下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粗暴，鲁莽，不尊敬上级。”“不尊敬”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特点，“粗暴”是他独有的特点。

1909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接到当时已被流放的柯巴的来信，要他把地址告诉柯巴。“同年夏末，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到彼得堡。我在彼得堡利齐尧区的一条街上偶然碰见了他。”原来斯大林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和工作地点都没有找到他，不得不在街上逛了好久，无处藏身。“当我在街上偶然碰见他的时候，他已极为疲倦。”阿利卢耶夫把柯巴安排在一个警卫团的同情革命的看门人的家里住着。“斯大林在这里安静地住了一个短时期，见到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几个成员，后来往南去，到了巴库。”

又到巴库去啦！他不大可能是出于对乡土的怀恋而被吸引到巴库的。比较准确的设想是：柯巴在彼得堡并不出名，杜马的议员们对他没有表示任何兴趣，谁也没有请他留下，也没有为他提供秘密居住必不可少的帮助。“回到巴库，他又努力工作起来，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09年10月，他来到第比利斯，组织了并且领导了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读者无疑会认出这是贝利亚的风格。

无论柯巴在巴库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还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库的活动无疑比在第比利斯成功。但是所谓巴库组织是布尔什维主义唯一的不可战胜的堡垒的想法是一个神话。1911年底，列宁本人无意间为这个神话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把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并列为“1910年和1911年在俄国具有模范和进步作用”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党完全瓦解和开始重整旗鼓的年代。《列宁全集》第15卷有一条脚注：“巴库组织在困难的反动年代一直存在，毫无间断，并且在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意见和柯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调查证明，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库在复兴以后曾经和国内其他工业中心一样经历过同样的下降阶段——的确，它的下降阶段出现得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剧烈。

斯托帕尼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10年开始，巴库的党和工会的生活都完全停顿了。”零碎分散的、残余的工会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甚至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由于孟什维克起了主要作用。“由于逮捕、缺乏积极的工作者以及总的混乱状态导致了不断的失败，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就几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势更为恶劣。1912年3月，当全国的浪潮又开始明显地上升的时候，奥尔忠尼启则访问了巴库。他给国外写信说：“昨天我终于设法召集到几个工人……没有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地方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满足于私下会谈……”这两段证词已经够了。此外，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奥里明斯基的证词：“在付出的‘代价’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列宁对巴库组织的估计错误是一个流亡者的普通错误。作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据片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己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情报——从遥远的地方作出判断。

这样勾出的总的画面是足够清楚的。柯巴并没有积极参加作为当时主要斗争场合的工会运动（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维克沙克），而是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诺根）。“由于各种理由”，他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格尔曼诺夫）。在巴库，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多（奥里明斯基），而且个人恐怖行为也较多（维列沙克）。柯巴直接领导了巴库的“战斗活动”（维列沙克、马尔托夫和其他人），这种活动无疑需要离开群众，转入“极为秘密”的状态。有一个时期，秘密组织的存在是依靠掠夺钱财而人为地维持的。因此，反动的影响更加强大，重整旗鼓的工作开始得更晚。这个结论不仅在传记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群众运动的某些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