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2年1月5日于布拉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有来自20个地下组织——大部分都是很弱的组织——的15名代表。代表们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情况：数目不多的地方组织差不多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有很大比例的奸细，他们一等组织站稳脚跟就背叛了组织。高加索的情况特别可悲。“在齐阿土雷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奥尔忠尼启则在报告格鲁吉亚这个唯一的工业地点的情况时这样说，“在巴统也没有任何组织。”在第比利斯——“情况也是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发过一张传单，没有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尽管地方小组有明显的弱点，代表会议反映了新的乐观精神：群众正在行动起来，党感到情况对它有利了。

在布拉格作出的决议决定了党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进程。首先，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建立社会民主党核心，周围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据代表会议说，使2000万农民饥饿的歉收再一次证明，“……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驱逐出党，并号召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和色彩”，为了重建秘密的党而对取消派进行斗争。②在这样与孟什维克完全决裂以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了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纪元。

在斯大林指导下编辑的、1938年出版的最新“党史”说：

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所。①

但是，在官方的党的文件汇编（1926）中，我们看到：

会议选出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维克多（奥尔金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戈洛舍金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党史”并没有把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把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包括在中央委员会中，但是它把斯大林包括在内，而旧名单是没有斯大林的。对这个谜的解释，有助于说明那个时期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以及莫斯科编史工作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在会议上当选，而是在会议以后不久通过所谓补选成为中央委员的。上述官方材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象征“潜在力量”的“燕子”这个隐喻说明了我们作者的风格的特点。但是，他想说的是什么毕竟是清楚的。斯大林在从所谓“连纳事件”得出“结论”时，分析了——像往常那样公式主义地分析，而不顾活生生的现实——政府和政党的行动，指责资产阶级对枪杀工人“猫哭老鼠”，最后警告说：“现在，当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时候，曾经躲在猫哭老鼠这一烟幕后面的黑暗势力又开始出现了。”②尽管他作的隐喻“猫哭老鼠这一烟幕”令人吃惊——文章在其他方面是中立的，因此这个隐喻似乎是特别奇怪的——这篇文章大体上说出了应当说的话和其他许多人本来会说的话。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解说——不仅是他的风格，而且还有分析本身——的“粗糙”，人们对斯大林的著作不能卒读，像敏感的耳朵听不协调的音乐一样无法忍受。他在一张非法的传单中写道：

在5月1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③

这就是用第比利斯说教的语言讲话的彼得堡革命者。

罢工浪潮高涨着，党与工人的接触增多了，周报已不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明星报》开始筹款办日报。前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写道：“1912年冬末，从流放地逃出的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办一家工人报纸的工作进行得更起劲了。”斯大林本人在1922年为纪念《真理报》创刊10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说：

1912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在一起商妥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①

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编辑方针是他负责制定的。这个方针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错，4月22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内，《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别人联合制定的这个方针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报纸的词汇中勾销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度过了两个多月。7月2日，他出发前往新的流放地，流放期为四年。这次要穿过乌拉尔，这是在托姆斯克省的北部——在纳赖姆地区，该地区因森林、湖泊和沼泽而著名。我们已经认识的维列沙克在科尔帕谢沃村再次会晤了柯巴，后者在前往他的目的地途中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这里有斯维尔德洛夫、伊·斯米尔诺夫和拉谢维奇，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很难预言：拉谢维奇会死在斯大林流放他的地方，斯米尔诺夫会被他枪毙，而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由于过早逝世才免遭同样的下场。维列沙克写道：“斯大林到达纳赖姆地区后使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活跃起来，有不少人逃走了。”在另外几个人逃走后，斯大林自己也逃走了——“他差不多是公开地搭乘开春后的第一艘汽船走开了……”事实上，斯大林是在夏末逃走的。这是他第四次逃走。

他在9月12日回到彼得堡时，发现那里的局势已大大改变了。暴风雨般的罢工正在进行着，工人们再次高喊革命口号并涌上大街。孟什维克的政策显然是信誉扫地了，《真理报》的影响迅速增长。此外，杜马选举临近了，克拉科夫已经定下了竞选运动的调子，进行争论的阵地已经选好。布尔什维克是在与取消派分开和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斗争的。工人们在民主革命的三个主要口号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个口号是：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农民争取到工人一边来——这是列宁的竞选纲领的主要思想。列宁把对细节的无微不至的注意与大胆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实际上是彻底研究了斯托雷平选举法的一切可以利用之处和需要加以防范之处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在从政治上鼓舞了竞选运动以后，他在技术上逐日指导了这个运动。为了帮助彼得堡，他从国外寄来了文章和指示，派来做了充分准备的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