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2)

斯大林评传 作者:(俄)托洛斯基


斯大林在宣读了他帮助草拟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之后,相当出人意料地宣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项决议案,他宁愿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提出的决议案。这种花招的秘密意义是不清楚的。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们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微离加米涅夫远一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决议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须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骗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简单的:资产阶级“必须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针”。几周以后,“只要……”就支持资产阶级这一公式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笑柄。但是有几个代表已提出抗议,反对支持李沃夫大公的政府;这个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第二天,社会民主党人斯切克洛夫(他本人是“只要”公式的支持者,同时是接近统治集团的“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在苏维埃会议上漫不经心地对临时政府的真正阴谋——反对社会改革,为君主政体和兼并而努力——作了如此阴暗的描绘,以致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感到震惊而不采纳支持临时政府的公式。温和派代表诺根表示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现在很清楚,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支持,而是对抗行动。”左翼代表斯克雷普尼克表示了同样的想法:“自从斯大林昨天作报告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临时政府阴谋反对人民和革命……但是决议案却说要支持它。”沮丧的斯大林(他对局势的估计甚至经不起24小时的考验)提出动议,要求“指示委员会修改关于支持的那句话”。但是会议更进一步:“以只有4票反对的多数票,从决议案删去了关于支持的那句话。”

人们可能认为,从此以后,报告人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工的整个计划将被遗忘。实际上,从决议案中被删去的只是词句而不是思想,害怕“吓唬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实际上,这项决议是一项呼吁,敦促临时政府在忙于为君主政体复辟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之际,“为彻底消灭旧政权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会议除了对自由派施加友好的压力之外,不敢再做别的事情。它没有提到为取得政权——即使只是为了民主目标——而进行独立的斗争。加米涅夫在同时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权力问题上他“乐于”作为布尔什维克投票支持右翼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所提出的正式决议案。他这样宣布好像是一心想要最为清楚地揭示已通过的决议背后的真正精神似的。从这些事实看来,由于1913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永久化的1903年分裂一定只是一种误解。

就在4月4日,列宁出席了斯大林曾解释过他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行和平分工理论的那次党代表会议。对比是太尖锐了。为了缓和这种对比,列宁一反他的习惯做法,没有分析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只是抛开它们。他把会议提到了高得多的水平。他迫使会议看到新的前景——姑息的领袖们甚至没有猜到的前景。这位新报告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他进而申述了当时流行的解释:革命大概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是在初级阶段;战争造成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等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是,无产阶级没有充分觉悟起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应当承认这一点。物质力量是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是十分警惕的和做好准备的。”列宁把问题从假客观主义领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人企图躲在这里而不执行革命任务)转到了觉醒和行动的领域。无产阶级之所以未能在2月夺取政权,并不是由于社会学规定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由于他们未能夺取政权一事使妥协派能够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欺骗无产阶级——问题就是这样!他继续说(而迄今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这只能用陶醉于革命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不能同意。我宁愿继续居于少数。”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不难认识到所指的是他们自己,全体与会者都知道这篇讲话指的是谁。代表们毫不怀疑,当列宁扬言决裂时,他不是开玩笑。这与“只要”公式和以前的一般陈腐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几年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追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在我们党的策略中规定了断然措施。必须承认,在他回来之前,党内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人们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任务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人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临时政府就够了。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能够把它团结成一个单位领导它。”1922年,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不会想到他会看到斯大林成为“有权威的领袖”。乌拉尔工人马尔科夫(在革命发生时,他在车床旁边工作)写道:“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之前,我们的领袖一直在暗中摸索……随着他的著名提纲的出现,我们党的立场开始澄清了。”在列宁去世后不久,布哈林说:“回想他的提纲所受到的待遇吧,当时我们自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四月提纲实际上是背弃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件。”“我们自己党内”这个“部分”包括党的全体领导人,没有一个例外。莫洛托夫在1924年写道,“随着列宁在1917年回到俄国,我们党开始感到它站到了稳固的基础上……在他回来之前,党只是怯懦而毫无把握地摸索它的道路。……党缺乏革命时刻所需要的明确性和坚定性。……”柳德米拉·斯塔尔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对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确切而清楚的阐述:“在列宁回来之前,所有的同志全都在黑暗中徘徊……”她是在1917年4月4日〔17日〕在党的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这样说的。“看到人民的独立的创造性,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我们的同志们满足于仅仅通过议会方法为制宪议会做准备,甚至没有考虑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性。由于接受了列宁的口号,我们就要做生活本身敦促我们做的事情了。”

党4月间在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使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拥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得到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支持。他在思想上也开始进行自己的那种“重新武装”,他拒绝了当地的领袖们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过激,并通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在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和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草拟的决议案而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活动进行当中(这种活动按其性质来说是领导人的工作),列宁出现了。列宁参加了会议,像一个督学走进教室一样。他听了一会儿教师的讲课以后就撇开教师,用一块湿海绵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乱写的无用东西全部擦掉。代表们的情绪由吃惊和抗拒变成钦佩。但是斯大林并不表示钦佩。他非常不快,感到毫无办法,并且深为嫉妒。他在全党面前丢了脸,丢脸的程度比他对《真理报》进行了不幸的领导之后在克拉科夫的秘密会议上远为严重。对此进行斗争是毫无用处的,他现在也看到了他在一天以前甚至没有猜到的新前景。他所能做的只是咬牙切齿和保持沉默。列宁在1917年4月实现的革命永远铭刻在他的意识中,这使他痛心。他掌握了三月会议的记录,企图把它藏起来,不让党看到,不使它记录载入史册。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解决问题。1917年的《真理报》合订本仍在图书馆里保存着。此外,那几期《真理报》都再版了——斯大林的文章本身说明了问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历史刊物和各报出的创刊纪念号都充满了许多回忆四月危机的文章。因此,必须逐步使这一切不再流传,加以伪造,并以新材料来代替。我在1922年偶然使用了党的“重新武装”一语,这个字眼后来成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日益猛烈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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