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事变没有发展成为一次起义，它突破的仅仅是一种示威的范围。有人从窗户和屋顶上进行了挑衅性的射击。发生了没有计划的或者没有明确目的的武装冲突，但是有许多人伤亡。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把彼得巴甫洛要塞攻下一半，塔夫利达宫被包围了。布尔什维克证明自己完全是首都的主人了，却故意把起义作为冒险而否定。斯大林在彼得格勒会议上说：“我们原能在7月3日和4日夺取政权。但是前线、各省和苏维埃会起来反对我们。没有各省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就没有手足了。”由于缺乏直接的目标，这个运动开始消失了。工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士兵们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彼得巴甫洛要塞的问题依然存在，喀琅施塔得驻军仍然占领着这个城堡。斯大林说：“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里终于说服了水兵卫戍部队不要应战……我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一同去找〔指挥官〕库兹明。库兹明……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劝他不要使用武力。我很清楚，社会革命党的军人们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给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教训’。我们阻碍了他们完成他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①斯大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执行这一微妙任务，只是因为他在妥协派的眼中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他们的仇恨是针对其他人的。此外，他跟别人不一样，能够在这种谈判中采用避免过分行为并倾向于妥协的一个稳重而温和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调。他肯定没有提到他向水兵提出的关于“铅笔”的忠告。

7月21日和2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尽管当局和报纸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次会议。在冒险的进攻遭到惨败之后，前线的代表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来到首都，他们抗议在军队中压制自由和继续战争。他们未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妥协派没有什么可告诉他们的。来自前线的士兵在走廊和接待室里彼此结识，以激烈的军人用语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身居高位之人交换意见。布尔什维克有使自己慢慢渗入各处的秘诀，他们建议这些感到迷惑和愤怒的代表们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商谈。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的有前线29个团队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工厂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周围几支驻军的代表。前线的士兵谈到了毫无意义的进攻，谈到了屠杀，谈到了妥协派委员和再次变得趾高气扬的反动军官之间的勾结。虽然大多数前线士兵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是措词尖锐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被一致通过了。代表们从彼得格勒回到战壕成了鼓吹工农革命的无比的鼓动者。看来在组织这次出色的会议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

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企图使群众不举行示威，但未成功。会议在长时间中断后，举行到7月20日晚上。会议活动的进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作用和他在党内的地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是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的，他谦虚地——没有一点假谦虚的样子——把理论和重要的政策问题留给其他人处理。会议主要是估计在7月的大破坏之后可能出现的政治形势。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在一开始时就宣布：“目前，只有季诺维也夫能够成为报告人……如果能听列宁讲话，那是很好的。……”没有人提到斯大林。由于群众运动而中断的会议在7月16日才复会。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正躲藏着，作基本政治报告的工作落到斯大林身上。他作为季诺维也夫的代替者出现了。他说：“很明显，目前反革命所以战胜了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孤立了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①报告人的主旨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但是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胜利。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只要经济崩溃没有得到克服，只要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②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再切合实际了。妥协主义的苏维埃帮助了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这样苏维埃自己就丧失了实际权力。就在昨天，它本来能用一道命令就解除临时政府，而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原能在简单的被缺选举中获得权力。但是现在，这不再可能了。

1938年，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出版物写道：“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一起被提到的只是3个死人。但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说，有21个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党的半合法性，通过秘密投票当选的人的名字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得票最多的4个例外。列宁——在可能有的134票中得到133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他们以外，当选的还有下列诸人：诺根、柯伦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勃诺夫、阿尔乔姆、乌里茨基、米柳亭、别尔津、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穆拉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和邵武勉②。这些名字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8个候补委员的名字肯定地得到确认：洛莫夫、越飞、斯塔索娃、雅柯夫列娃、查帕里泽、基谢廖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

代表大会在8月3日结束。次日，加米涅夫从狱中获释。从那时起，他不仅经常在苏维埃机关中讲话，而且还对党的一般政策和斯大林个人施加了明确的影响。虽然他们二人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适应了新的方针，但他们要摆脱自己的心理习惯是不容易的。只要可能，加米涅夫就要磨平列宁的政策的锐角。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一点，他只是避免惹祸。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会议问题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会议的倡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挣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会议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列宁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会议。在8月6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赞成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上为党的立场辩护。相反，斯大林没有发表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锐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10天以后，并且只是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斯大林也并没有公开支持加米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