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要拖延谈判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当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不值得再去提了。①

在整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诺维也夫。必须说明，只有季诺维也夫有勇气要求立即签订和约，他预言拖延谈判会更加增加和约条件的苛刻性，以此来吓唬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签订这些条件会比较有利，但是列宁认为，拖延和谈是进行革命鼓动，国际革命任务在爱国考虑之上——在和约的领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对列宁来说，这是一个在国际革命斗争中争取喘息时期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国际革命是一个我们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错，后来他的确修正了这些话，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对其他人，但是实质上，在当时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样，国际革命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利用这个公式。

正是在这个危机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对斯大林来说有那么多的未知数。他对这种因素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感兴趣。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在进步的人们中间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举行谈判并准备缔结和约。有不少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霍亨索伦政府是在演一出喜剧，而且在这出喜剧中暗示对方，结尾语是事先安排好了的。革命斗争要求我们向工人们表明，我们不能采取别的行动，敌人正在轻易地击败我们，我们不得不签订和约。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德军的进攻是我们的最好证据，证明这项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德国的一项最后通牒是不够的，一项最后通牒可能同样是预演的一出戏的一部分。德军的真正调动，城市的被攻占，军用财产的被劫夺，则完全不同了。我们失掉大量财富，但是我们却赢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见的意义就在于此。

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之后，群众中增长了对苏维埃政府的同情。这些巴什基尔群众的领导权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代表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部分。这个集团逐渐堕落为反苏活动的前哨据点，并同杜托夫和高尔察克建立了联系。可是，在巴什基尔自治权被高尔察克取消之后，扎克-瓦利多夫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同苏维埃政府开始谈判。1919年2月，在消灭高尔察克之后，巴什基尔政府投向苏维埃政府一边，并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尔斯克东部战线参谋总部，巴什基尔政府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这个协议保证给予巴什基尔人民自治，条件是它的政治应建立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上，巴什基尔部队同红军公开共同行动反对自卫分子等。

1919年3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开始同巴什基尔代表团谈判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谈判的结果是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巴什基尔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缔结关于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的协定。在3月初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并且由于乌法附近的军事失利，我未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平静地留在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同巴什基尔代表团一直谈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尔的现代历史家几乎都不记得斯大林和这件事有关。〔下列两段摘录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著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

（一）

俄罗斯同志和巴什基尔同志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彻底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在一个地方，以巴什基尔政府的名义逮捕了俄罗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义逮捕了巴什基尔人。托洛茨基的乌法之行和这个运动（1920年3月）恰巧发生在同时。巴什基尔官员再度开始同苏维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

（二）

同时，由于收到从巴什基尔来的消息，中央对巴什基尔问题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别权力来到乌法，召集我们到那里举行关于巴什基尔问题的会议。从斯特里塔马克来代表巴什基尔人参加会议的有瓦利多夫、图赫瓦图林、拉哈马图文和卡斯普兰斯基，边区委员会代表和中央官员有杜德尼克、萨莫伊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乌法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埃尔秦。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其任务是经常注意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比其他人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较密切的关系早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并延续了好几年。在乌克兰，斯大林代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在某些党代表大会上，他又代表乌克兰的组织。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他以其实际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参加，由于这个乌克兰组织的生活大部分浪费在经常的争吵、冲突和搞派别之中，斯大林在这种气氛中就显得如鱼得水了。

他在乌克兰的时期充满了失败，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一直完全没有透露。〔斯大林主义者所写的官方历史，被迫记录下在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的整个时期在乌克兰贯彻党的路线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但谨慎地避免让他的名字同这种流行病般的失败有关。这些历史不说：归根结底，“1919年初在乌克兰犯的关于农民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这个错误使那里的苏维埃政府垮台”，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适当地执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列宁谴责这次错误说：“管理得良好的农田只有很小部分应该改变为苏维埃农场，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我们需要一种同我们在1917年末和1918年所需要的那样的政策……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划出大的苏维埃农场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

〔斯大林在1920年3月16日出席第四届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并带有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明确决议。他在会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对，带头的是萨普罗诺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随者，这个派别已在前一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的辩论中被击败了。这一次，这些反对者的所有论点事先都已知道，民族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提出了托洛茨基预先为他写好的反驳论点。托洛茨基写这些反驳论点是政治局委托的，可是，斯大林却在乌克兰会议上遭到了失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干涉，在乌克兰中央委员还不能实行它的坚持执行“民族自决”原则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届会议所选出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并且从乌克兰召回一批有严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