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的所有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鲁彻尔、布琼尼、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德宾科、费德拉、〔科克、普特纳、费尔德曼、阿尔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许多人〕在我担任军事部领导人的时候，都一度被提升到军事负责职位，多半是在我视察前线和直接监督他们的军事工作的时候由我亲自提升的。因为无论我自己的领导工作多么差，在挑选最优秀的军事领袖这一点上显然是够好的，因为斯大林在十几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以及所有后来缔造我们的军队的人，最后都变成“叛国者”和“间谍”。但这并没有改变事实——保卫过革命和国家的是他们。如果在1933年，会发现红军是由斯大林而不是别人缔造的话，那么挑选了这么一批指挥员的责任就会由他来担负。御用的历史学家要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并没有一些困难，而且用了很直截了当的办法。他们把任命叛国者担任领导职位的责任全归于我，而把正是这些叛国者所取得的胜利的荣誉都无保留地归于斯大林。今天，由于斯大林自己编纂的一本历史，这种举世无双的历史分工，连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了。

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压力，进行惩罚。行政机器中的所有这些活动完全适合斯大林的才能。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一支军队，打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关于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例如，就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团面前出现；在这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是对自己的学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过的战线地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式的。

我记得在内战时，曾经问过当时同斯大林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雷布里亚科夫，为了节约部队力量，他是否可以无须斯大林的协助。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不，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施加压力。那不是我的专长。”这种“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列宁对斯大林那么器重的东西。国家机器“施加压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自信。

如果前线吸引斯大林的话，它也使他讨厌。军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的首脑。最初他只统率20个军中的一个军，后来他领导五六个战线中的一个战线。他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许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他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反战线领导人的命令。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他违反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军队中，除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属关系的规定：那些指挥官或具有某种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记得曾对列宁说，斯大林不适当地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带入我们军队之中。〔10年以后〕，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的文章中〔毫无隐讳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规章，任何从属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

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说：“在1918—1920年那个困难时期，斯大林同志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战线，调到革命的最危险地点。”在1922年，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五年文集》，其中一篇关于“缔造红军”，一篇关于“在乌克兰的两年”，都是谈到内战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一个字提到斯大林。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内战》的包括两卷的文集，它的内容是关于红军历史的文件和其他材料的。当时还没有人有兴趣使这种文集带有倾向性。在这整个文集中，没有一字提到斯大林。同年，即1923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共有400页的书，名为《苏维埃文化》，其中关于军队的部分，在《红军的缔造者》的标题下，印了许多张相片，这中间没有斯大林。在题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七年中的革命武装部队》的部分，斯大林的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然而，这部分的插图中不但有我的相片、布琼尼和布鲁彻尔的相片，甚至也有伏罗希洛夫的相片。其中提到的内战时期领导人，不但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宾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普特纳、沙兰戈维奇，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后来几乎全部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枪杀，其中〔只提〕两人——弗鲁姆金和谢·加米涅夫是在自然情况下死的〔无疑，这只是因为他们能在大清洗之前死去〕。关于弗鲁姆金死亡的情况，仍然罩着疑云。这本书中提到的人中，有内战中任波罗的海和里海舰队司令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1938年斯大林对外交使团进行清洗时，拒绝从他在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任所奉召回苏联。在写了一封控诉斯大林的公开信之后，他突然在神秘情况下死去，显然是被毒死的。〕

【伏罗希洛夫不动声色地争论说：“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或许是中央委员会中仅有的被从一条战线派往另一条战线的一人。”无疑地，“或许”这个字是伏罗希洛夫有意用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的，因为当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下述事实的：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和代表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比斯大林小，有些人还比他大得无法估量——其中有依·恩·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谢维奇、穆拉洛夫、罗森霍尔茨、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尔津、古谢夫。他知道，所有这些人或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或作为战线领导机构的成员、集团军领导机构的成员，或者领导几个集团军和战线，有的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员（如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谢维奇），在各个战线上待了整整3年，而斯大林在内战3年中在各战线的全部时间还不到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