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似乎是根据档案中的某种证据，顺便提到斯大林一度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没有具体提到他是在哪一个时期参加这个最高军事机构的。在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的解释，就我所能记忆的，相当能说明斯大林的性格。在内战整个期间，我在每一次同斯大林的冲突中，总是设法使他处于一种必须明确地阐述对军事问题的意见的地位。我设法把他的愠怒情绪和暗中反对变为公开的反对，也就是让他公开参加一个军事领导机构。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支持我的军事政策。我在取得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同意后，终于使斯大林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已不记得是以什么借口。斯大林只好接受这个任命，但他找到了简单的对付办法：以工作过于繁忙为借口，他一次也没有参加〔那个最高军事机构的〕会议。

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政权的头12年中，既没有人提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领导”，甚至也没有人提到他“积极”参加内战。可是这很容易解释，简单的事实是：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军人知道事情真相和事件的过程。

即使《真理报》在1930年红军节出版的一期上，也还没有宣称斯大林是整个红军的主要组织者，而只说他是红军骑兵部队的主要组织者。在那一天之前的8年，即1922年2月23日，《真理报》曾经在一篇关于内战的文章中发表过稍微不同的关于建成红军骑兵部队的说法：

马蒙托夫占领了柯兹洛夫和坦波夫一个时期，造成了很大破坏。托洛茨基同志为了组织骑马的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无产者，骑上马!”受到热烈欢迎。到了10月19日，布琼尼的军队就在沃龙涅什指挥下对马蒙托夫进行打击。

〔一直到〕1926年，不但是在我被免除军事部的职位之后，而且是在我已经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军事学院出版了一本历史研究著作《革命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其作者都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书中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无产者，骑上马!’的口号是完成组织红军的那一方面工作的激奋人心的口号。”

这里提到的“那一方面工作”就是指红军骑兵部队的缔造。在1926年，还没有人提到斯大林是骑兵部队的组织者。

〔伏罗希洛夫坚持〕斯大林在组织骑兵部队方面起到了伟大作用。伏罗希洛夫写道：“这是把骑兵师联合为大到一个军的单一部队的第一次试验。斯大林预见到骑马的群众在内战中的威力，他透彻地了解他们在一次毁灭性军事行动中的极大重要性。但是以往没有人有过使用骑兵军团作战的独有的经验，科学著作中也没有写到它。因此，这种措施引起了惊奇或者直接反对，特别反对它的是托洛茨基。”〔伏罗希洛夫这样争辩，只是暴露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这种无知的程度只有他的回避事实的本领能超过。〕要在于，是把两个师团和一个神枪手旅合并为一个特别骑兵军，还是把这三支部队交给一个战线的指挥官支配这样的问题，根本同是否认识到骑兵部队重要性无关。最重要的标准是关于指挥官的问题：布琼尼是否有能力统率这么多的骑兵？他是否有能力从担任战术任务提高到担任战略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熟谙和理解骑兵的优异的战线一级的指挥官，没有可靠的通信手段，那么成立一个特别骑兵军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过分集中骑兵总是可能减低骑兵部队的基本有利条件，即其机动性。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具有插曲性质，如果历史能重演，我还会再重申我的怀疑。〔可是，由于特殊情况是那样，〕我们的确成立了骑兵军。

〔实际上，〕创建红军骑兵部队的运动是我在1919年许多月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有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红军是由当时动员农民的工人建成的。工人比农民优越的条件不但在于工人的总体文化水平，而且特别在于他们善于使用新技术的武器，这就使工人在军队中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至于骑兵，情况就很不一样。骑兵的故乡是俄罗斯的草原，最优秀的骑手是哥萨克人，其次是草原上拥有和熟悉马匹的富农的子弟们。骑兵部队是旧军队中最反动的部分，它比军队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久地支持沙皇政权。因此，建立一支骑兵部队就有双倍的困难。必须使工人习惯于马匹；必须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者实际骑上马背，即使只是担任政治委员或者基层的列兵。他们的任务是在骑兵部队的中队和团队中建立坚强和可靠的革命小组。这就是我的“无产者，骑上马!”口号的含义。全国各地，所有工业城市，都贴有这个口号。我跑遍全国各地，给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布置关于建立〔骑兵〕中队和〔骑兵〕团队的任务。我的一个秘书波兹南斯基专门负责建立红军骑兵部队的工作——我应该补充说，他的这个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单单是骑上了马的无产者的这个工作就实际上使不健全的游击队转变为训练良好的骑兵部队，〔并且使成立一支可靠的骑兵部队成为可能〕。

斯大林所遇到的情况同许多其他苏维埃官员所遇到的一样。同大批官员一样，他们是被派往各省去动员征收剩余谷物的。一到那边，他们就碰到自卫分子的反叛，于是他们的给养收集队就变为军事部队。教育、农业等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就这样被卷入边远地区的内战风暴，并且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都被迫改行成为军人。列·加米涅夫是中央委员会中除季诺维也夫以外最不军人化的委员，他在1919年4月被派往乌克兰催促向莫斯科输送供应品的工作。他发现洛干斯克已被包围，整个顿河盆地面临着危险，而且在最近刚取得胜利的乌克兰，情况越来越不利。就像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情况一样，加米涅夫在乌克兰被卷入军事行动。列宁打电报给加米涅夫说：“绝对有必要由你亲自……不但要检查和催办各种事情，而且你自己应当率领援兵到洛干斯克和整个顿河盆地，因为否则灾难必将极大和极难挽救。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肃清顿河盆地，我们必将毁灭……”这就是列宁当时的习惯作风。这些话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加米涅夫在南部的军事领导。有许多次，这个非常不军人化的加米涅夫①在若干战线都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

在一切口头和印刷宣传手段被集权主义集中的情况下，是可能像对一个人一样对一个城市制造假名誉的。现在，内战中许多英雄主义事迹已被遗忘。斯大林没有起过作用的城市很少被人记起，而察里津这个名字却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必须记住这一点：由于我们所处的中央位置以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成一大圆圈，我们就有可能沿着内线作用，把我们的战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根据其相对重要性来相继肃清各战场。在那灵活性极强的运动战中，国内不同地区都在某些重要时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来又失去这种重要性。可是，察里津的斗争绝没有达到有如下述一些斗争一样的重要性：略山的斗争，从那里可打开进入莫斯科的道路；奥里奥尔的斗争，从那里经过土拉有捷径直达莫斯科；彼得格勒的斗争，失去它对它本身就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而且就可以从北面打开莫斯科的门户。还有，尽管近来的历史学家断言察里津“是军事学院的孕育地，这个学院培养了其他许多战场的指挥干部，这些指挥官今天都成为军队的基层部队的领导人”，但是事实是，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军事领袖并不是从察里津来的。我并不是单单指一些中心人物，如斯克利扬斯基，他真正是红军中的加诺②；如伏龙芝，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后来任指挥红军之职；如图哈切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军队的改编者；如叶戈罗夫，后来担任参谋长；如雅基尔、乌波列维奇或科克等，而且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其他军队和其他战线上受到考验和训练的。他们对察里津，对它的无知而自满的态度，它的经常勒索，都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嘴里，“察里津分子”这个词就有贬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