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必要的让步,除了接受它之外别无他法。〔至于柯斯加也夫，这位非常〕能干的将军也并不引起我的信任。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外人一样。但是瓦采济斯支持他，而柯斯加也夫同这位脾气暴躁而又任性的总司令倒颇为相得益彰。要替换柯斯加也夫是不容易的,〔再说，〕也找不到反对他的事实。很显然，“从瑞士人那里缴获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提起过。无论如何，把柯斯加也夫同任何一个团的叛变联系起来的企图显然是粗暴而勉强的，因为这些团都是在党的直接注视之下组成的。至于纳杰日金，他曾经指挥过〔在最危急的关头〕〔实际上拯救了〕彼得格勒的第七军。至于奥库洛夫的罪过，那完全是由于他努力于最忠实地执行一切命令和条例，并且坚持拒绝参与任何反对中央的阴谋而造成的。〔至于〕斯大林的挑衅般的大胆而执拗的语调，那是由于他感到他终于在东方战线的军事委员会中纠集了真正支持他的力量，而在那里对于总司令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我的不满。

在东方战线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歧产生在总司令瓦采济斯和东线司令员谢·谢·加米涅夫之间。他们两人都在沙皇军队的总参谋部中担任过上校职务，他们之间无疑是互不服气的。而政治委员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军总参谋部里的共产党员支持瓦采济斯，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古谢夫——则全心全意站在加米涅夫一边。很难说这两个上校哪一个更有才具。两个人无疑都秉有第一流的战略天才，两个人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两个人肯定地说都很乐观，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成为军事将领的。瓦采济斯更为倔强而别扭，而且无疑是易于受敌视革命的分子的影响的。加米涅夫则比较容易相处一些，而且更加易于受同他一道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然而，虽然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而且是一个十分能够冒险的富有幻想的人，他却缺乏深度和坚定性。列宁后来对他感到失望，并且不止一次地用非常尖锐的语调批评他的报告。〔有一次，列宁作了这样的评语〕：“他的答复是愚蠢的，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欠通。”

东方战线可以说是红军的第一个产物。它在所有必需的配备上，包括党员在内，都比其他战线要更为充实一些。〔在1918年秋季〕，高尔察克应该算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已经推进到喀山，并且威胁着下新城，从那里他可以长驱直入进迫莫斯科。很自然，革命的国家这时候把一切方面的精华都调到东方战线上来。

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红军对南方的反革命给了粉碎性的打击，这些反革命主要是由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有着骑兵掩护的顿河哥萨克军组成的。但是在克拉斯诺夫的后面，邓尼金的志愿军正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一带建立起来。5月中旬，我们由于不断前进已经大大削弱了的部队同邓尼金的新编队伍遭遇并且开始败退下来，我们丧失了所有早先攻占的土地，外加新近解放的乌克兰全境。与此同时，在由前上校加米涅夫担任指挥、由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战线上，形势已经大为好转，战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至我根本不再到那里去了，我连加米涅夫的模样都几乎忘记了。为胜利所陶醉的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把他们的司令员抬了起来，同他一道为兄弟般的友谊干杯，并且为他打了最热情的报告给莫斯科。总司令瓦采济斯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建议东方战线部队留在乌拉尔过冬，以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形势日趋严重的南方战线，然而加米涅夫在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的支持下，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加米涅夫争辩说，他可以从他的部队中抽调几个师归南方战线使用，但无须停止乌拉尔的攻势。自此以后，特别是由于瓦采济斯在自己的错误完全暴露之后继续固执己见，加米涅夫的声望乃在牺牲瓦采济斯的情况下提高了。〕斯大林立即抓住了东方战线同总司令之间的矛盾。他一向用敌视的态度对待曾经公开谴责他干预战略问题的瓦采济斯，并且伺机向他进行报复。现在这个时机出现了。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显然在斯大林的配合之下，建议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东方战线的胜利影响了列宁，我的反对意见也被否决了。

看起来，斯大林是随手选择了这一段往事来说明政治策略方面的某些概念的。实际上，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偶然的。1923年来到了，斯大林心中忐忑不安，料想列宁会给他一次狠狠的打击，因此他有意识地中伤列宁的威望。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大家都很清楚，支持这个错误的、代价高昂的计划的不仅仅有某些“军事专家”（如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而且有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然而他宁可提到“军事专家”之间的不一致也不去触及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他知道党的领导干部们记得十分清楚，他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也就是在总司令本人已经在具体实践中摈弃了他自己原定的计划之后，才开始支持我从7月初起就一直主张的计划的。但是在1924年11月19日，列宁逝世10个月之后，斯大林〔又更进了一步，他〕开始企图制造一个有意虚构的关于南方战线战事的版本并把矛头指向了我：“事情发生在1919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邓尼金拿下了库尔斯克。接着，又逼近了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与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②的确，我在10月10日离开了南方战线前往彼得格勒。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反攻本应在10月10日开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反攻而进行的部队集结已经接近完成，而当时彼得格勒正处于被尤登尼奇占领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更加需要我到那里去。在回忆三年内战时期并查考有关我来往于各战线之间的记录和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次也没有同一支打胜仗的部队在一起，参与它的进攻并同其他人一道分享它的胜利。我的旅行从来没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性质，我总是到敌人已经突破了的战线并且处于困难之中的地段去。我的任务是把溃退的团队变成进攻的部队，我同部队一起退却，但是从来没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一旦那些被击溃了的师团重新恢复秩序，指挥部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之后，我就要同这支部队告别到另一个不利的地段上去，要不然就回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以解决中央的积压起来了的问题。这样，在3年中我简直没有一次能看到打了胜仗的士兵的笑脸，也没有同他们一道进入过攻克的城市。〔斯大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中旬以后，我军在南方战线展开的攻势取得胜利的整个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的原因。然而，斯大林的捏造却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加以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