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学家纳·波波夫在1930年2月23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向华沙的进军是政治局的错误，同时又说：〕“托洛茨基……是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反对这次进军的，他觉得从外部把革命输入波兰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同样的原因，托洛茨基反对红军在1921年2月援助格鲁吉亚起义者的做法。不论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上还是在1921年2月间有关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式的论调都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有力的批驳。”〔5年以后，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把托洛茨基〕“在波兰战争期间的错误”〔说成是〕“这样一种根本的政治”〔立场，即〕“对于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是促进并加速波兰的革命，用红军的刺刀把革命输入欧洲……否则，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论点，声称‘波兰战线是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战线’”。过去的指控这样一来又颠倒过来了。迟至1930年，我还被公认为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人，我的罪名是不愿意用刺刀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在1935年，却又宣告说我是主张向华沙进军的，支配着我的是我要用刺刀把革命输入波兰的决心。

就这样，斯大林逐步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着这个问题。他把华沙战役的责任加在我头上，而事实上我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红军的惨败由于波兰国内并没有出现革命而早已注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专断独行的战略而更加恶化，然而这场惨败的责任他却加在我的头上，虽然我事先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呼吁他们不要热衷于诸如占领利沃夫之类的昙花一现的胜利。

把罪责一点点转嫁给反对他的人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根本手段，这种手段在莫斯科审判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还可以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对于波兰战争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注意的建议性的贡献。当时的函电表明，我有机会逐日与之通信以决定有关波兰战争的日常政策的人是：列宁、契切林、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这六个人当中只有列宁死的是时候。契切林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屈辱中死去；拉狄克在监禁中了却残生；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和加米涅夫都被处以死刑。

波兰战役的结束使我们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弗兰格尔，他在春季期间跑出了克里米亚半岛，摆出了要拿下顿涅茨盆地的架势，使共和国的煤炭供应处于危殆之中。在尼科波尔和斯塔霍夫卡展开的几次雷霆万钧的攻势把弗兰格尔的部队逐出了他们的阵地，红军继续前进，在战役的高潮当中摧毁了锡瓦什地峡的工事。克里米亚又重归于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可以料想得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中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制定的”。叶戈罗夫在1935年11月14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纪念击败弗兰格尔15周年的文章里说道：〕

托洛茨基所持的最为有害的观点是，弗兰格尔战线只不过是一条具有三等重要性的防线而已。斯大林同志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最危险的观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斯大林。

只要提一下这件事就够了，谢·古谢夫，如同现在的美赫利斯一样，当时是斯大林在红军中的真正的代理人，他在1925年〔发表的〕题为《弗兰格尔的溃败》这篇文章中，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在整个内战期间，斯大林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一个第三流的人物。他主持过民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以及某些民族的代表大会。他同芬兰、乌克兰以及巴什基里亚人进行过谈判，也就是说执行着政府授予的必要的但毕竟是次要的任务。他没有参与有关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维埃的以及第三国际的主要方针政策的事务。在1921年12月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雅罗斯拉夫斯基以组织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下列这张主席团名单：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利莫夫、科马罗夫、鲁祖塔克、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鲁希维奇。这张名单在它的成员和排列次序两方面都是有趣的。名单的作者，亦即雅罗斯拉夫斯基，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进行提名，把季诺维也夫放在第二位以提醒大家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前四名以外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区一级的领导人。这张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地位，而日期却标明是1921年年底。这时内战已经完全结束，它并没有使斯大林成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