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是独力取得政权的，然而，我们明确表示出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同其他苏维埃党派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异想天开、荒谬绝伦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要把我们的党斩首示众。我们只好同当时似乎有一些可能合作的唯一的另外一个苏维埃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辞去了政府职务，7月间他们通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这一既成事实以及阴谋进行政变在苏维埃政权背上砍了一刀。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让十月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被前联合政府中的奸诈的伙伴毁灭，被德意志帝国军队的铁蹄践踏吗？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历史证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冲击之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它的许多最勇敢的党员，包括暗杀冯·米尔巴赫伯爵的布鲁姆金，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到，在布鲁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严重的挑衅行为背后存在着革命的动机，于是把他吸收作为正式党员并委以重任，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报复心强呢还是“自由主义”呢？（这样的人还远远不止布鲁姆金一个。他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虽然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同路人，却没有给我们以损害，相反地使我们加强了最后决战中的力量。它终止了左翼共产党人的变节，党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军队里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坚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时期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错误是在对待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上失之过于宽容和忍让。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嗥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疯狗一样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动派的无耻的机关报《新时代》，摇着尾巴企图用“服从”的语调来进行绝顶巧妙的活动。列宁把它们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这一帮家伙的危险。“难道我们还能让这群乱七八糟的东西肆无忌惮地搞下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哪!我们有着多么厉害的独裁统治哟!”这些吃人野兽的报纸一把抓住了“剥夺剥夺者”这句话，在社论、诗篇和特稿中大做文章。“他们对‘剥夺剥夺者’那句话还有什么话没有说过啊!”列宁有一次用好笑的绝望的口气喊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我问道：“还是纯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宁反驳道，“我的确用过这些字眼，说过就忘记了。而他们却把这些字眼编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挥了一下手。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权已经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都被党中央委员会夺去，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权力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政府办公室撤到他的党委办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苏维埃委员会已经完全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会了。各地党委会又处于由列宁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之下。但是这个过程这时还没有具体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内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牺牲党的民主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由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议而进一步加速了。季诺维也夫表面上是根据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实际上是列宁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议，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员会把它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它所委派的3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另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部，叫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不欢迎这些建议。奥辛斯基极其反对成立政治局：“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5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则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讨论。这样一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的委员了。”

在工农检查院成立的时候，斯大林又被任命为它的首脑。在1919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这个新的机构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监察部门，它将控制我们苏维埃机器的所有单位，把触角伸到苏维埃建设事业的所有部门中去”。列宁并不隐讳自己支持斯大林掌握这个部中之部的态度。他在答复反对派的反对意见时说道：“……现在谈谈工农检查院。这是个庞大的机构……必须任命一个有威望的人来领导这个机构，不然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被琐屑的阴谋诡计所淹没。我想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会反对选择斯大林同志的。”

〔这个新委员部的职责是要根除所有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阴谋的温床，并且成了他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的主要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