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大林，原则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甚。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则要重要得多。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提示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问题，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不再从他在1913年竭力颂扬的历史法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行政机构的方便的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一来，他必然发现自己同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民族的要求大为相左，并且为大俄罗斯的官僚帝国主义获得了不应有的权益。

伊雷马什维利对我们说，斯大林在第比利斯遭遇到普遍的敌视。在第比利斯社会党人于某剧院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成了敌对性示威的对象。可以想见，身为老孟什维克的伊雷马什维利亲自控制了这次会议，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他。我们听说，其他发言的人也同样谴责了斯大林。可惜，这些发言的速记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大家也没有义务过分相信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话：“一连几个钟头，斯大林被迫一语不发地听着反对他的人发言并且承认这些指控。斯大林竟然不得不容忍这样公开而勇敢的慷慨的发言，真是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事。”

〔接着发生的事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在格鲁吉亚给自己建立坚实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借着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对最优秀的党员的“革命”，同时背信弃义地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把自己掩盖起来。由于他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开会的情况达不到列宁那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企图用假的情报把他包围起来。列宁觉察到有问题，就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处搜集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情况；经过研究，他决定把问题公开提出来。很难说，最使列宁感到震惊的是什么：是斯大林个人不忠诚呢，还是他长期以来无力把握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两者都有。

在探索事实真相的同时，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纲领性的信件来阐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以便使同志们不至于就他在当前有争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产生误解。

〔列宁还通过他的两位私人秘书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格鲁吉亚辩护。列宁的请求是用电话打来的，而那些案卷——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则是由格莉亚塞和福季耶娃两位小姐带给托洛茨基的，她们还随身带来了为列宁记录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写的一个便条，上面通知他说，接替列宁担任政治局和苏维埃内阁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将在星期三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她问我，我本人是否有什么信要带给列宁。列宁的几位秘书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访了托洛茨基。〕

“看了我们同你往来的信件之后，”格莉亚塞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那样就使得局面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他原来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炸弹抛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给你。”在这之前加米涅夫已经通知我说，列宁已经写了一封信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因此我建议说，既然加米涅夫要在当天动身到格鲁吉亚去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给他看一下，让他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指示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不过我可以问他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带着下面的口信回来了：“千万别这么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协，以便日后再来打击我们。”

“换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认为甚至于在正确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了，是不是？”我问道。

“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

列宁的意图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斯大林的政策作例子，在党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无情地揭露）把专政加以官僚主义式改造的危险。但是在这以后，紧接着，可能就在半个小时以内，福季耶娃又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来了。她说，他已经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将已经写好了（上面引过的）的那封便笺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并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给加米涅夫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