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斯大林和我长久处于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阵营中。但是，某些人总是谈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总是首先推断，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不仅是关于这个莫斯科独裁者的，而且关于苏联的一切东西，都出于这种情绪。在我目前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克里姆林宫那些文字代理人总是毫不费劲地提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从而使他们无须对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任何东西作出切题的答复。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赞成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怨恨毕竟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斯大林和我已被烈火似的事件所隔离，以至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已在火焰中烧掉，变成灰烬，什么东西也不剩了。怨恨含有嫉妒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在思想和感情上，斯大林空前的高升意味着最深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但是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也是，许多别的人也是。今天，我对斯大林没有什么“怨恨”，就像对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天皇一样。

在1922年，“这聪颖的列宁警告说：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说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两年前①我第一次写下了在当时（1923年至1924年）只有七八个人知道的事实，而且那时只写下了一部分。在这几个人当中，除了我自己外，现在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活着。但是这两个人——就算莫洛托夫是核心人物中间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没有坦白我现在要讲的情况的动机。我应当补充一句：凡是我提到的一切事实，一切引证和引语，都可以由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的档案保存的文件加以证实。我曾有机会向调查莫斯科审讯的约翰·杜威博士委员会提供过口头和书面的说明，而我提出的几百个文件，没有一个被指责为假的。

过去几年中绘制的数量很多的（我们不谈质量）肖像画，老是画着由斯大林伴随的列宁。他们并排坐着，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视着，很友好的样子。在绘画、雕塑、银幕上一再突出这个主题，是为了想使人们忘掉，列宁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充满了他同斯大林的激烈冲突，一直发展到两人彻底决裂。同样，列宁反对斯大林，其中也毫无个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他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某些特点，他的坚定的性格、坚韧，甚至他的残忍无情和阴谋才能，这些特点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党总部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利用他的职位所提供的机会来收罗忠于他个人的人和对他的反对者进行报复。斯大林在1919年成为监察人民委员部①的首脑以后，逐渐把这个机关变成一个徇私和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变成给人恩惠和降祸施福的不竭的源泉。他同样滥用自己作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在他一切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动机。列宁逐渐深信，斯大林由于掌握政治机器而发展的某些品行，对党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决心把斯大林调离这个机器，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今天的苏联，列宁这个时期的信件是最忌讳的文件。幸运的是，这些信件中有一些副本和影印副本存在我的档案中，其中有一些我已经发表了。

1921年年底，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风。他有两个月不能动，不能说，也不能写。从7月起，他开始慢慢地复原。10月，他从乡间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次拿起工作。党机关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专断作风和阴谋的蔓延，给了他极大的震撼。12月，他对民族政策路线，特别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实施的民族政策路线（在格鲁吉亚，总书记的威信遭到公开的蔑视），对斯大林的迫害行为开火。他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反对斯大林，并且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草拟了一个报告。据列宁的秘书们说，列宁自己把这个报告称为“对斯大林的一枚炸弹”。1月23日，使总书记大为惶恐的是，列宁提出了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②来制约官僚主义的权力的计划。列宁在3月2日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等等。领导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是斯大林，他很懂得这些话的含义。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无法出席会议，用便条和电话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对列宁隐瞒集中于党书记处的许多情报，对最接近列宁的那些人实行了封锁。克鲁普斯卡娅尽了她最大的力量不让病人受到书记处敌意的冲击，但是列宁知道怎样把一些零星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迹象拼凑起来，得出形势的全貌。“别让他忧虑!”医生坚持。但是说比做容易。卧床不起，同外界隔离的列宁十分震惊和愤怒，使他忧虑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报告越加不利，总书记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闷闷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别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险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宁最后决裂的时候。

1年后，当列宁已经涂上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时候，这次决裂的责任竟然被季米特里耶夫斯基很明显地公开推到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责她“阴谋”反对他。臭名昭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办一些暧昧的差事）1926年7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宁诉说他们受到斯大林的伤害。多么可耻——用私人问题使关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政策复杂化!”这里，所谓“他们”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惩罚。至于克鲁普斯卡娅，她告诉我说，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沃洛佳说：‘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头朝斯大林的房间摆了一摆）没有最起码的正直，没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所谓列宁的“遗嘱”——即他关于怎样组织党领导机构的最后的意见——是在他第二次卧病期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遗嘱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十天后，这种克制的措词对列宁说来好像不够了，他加上了一段附言，他“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②。列宁试图用尽可能没有刺激性的话来表示他对斯大林的敬重。但是，他的确提出了解除斯大林这个可以赋予他权力的职位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这个遗嘱对斯大林不可能是一个意外。尽管这样，他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自己的秘书，后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赫利亚和著名的苏联政治家西尔佐夫（他以后就不见了）的面前第一次读这个遗嘱时（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他让他提交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他对列宁破口大骂，发泄他在这些日子中对他的“主人”的真实感情。巴让诺夫，斯大林的另一个以前的秘书，叙述了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遗嘱时会上的情况。“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十分窘迫，瘫痪在那里。斯大林坐在主席团讲坛的踏步上，觉得羞耻和悲惨。我对他作了密切的观察：尽管他克制自己并表现出镇静，但是很明显，他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中……”拉狄克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靠过身子来说：“他们现在不敢反对你了。”他注意到信中两个地方：一处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会内最能干的人”，另一处是鉴于斯大林的粗暴、不忠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而要求撤换斯大林。我对拉狄克说：“正相反，他们现在不得不一直搞到底，而且，要尽快地搞。”实际上，遗嘱不但没有能够结束内部斗争（这是列宁所希望的），反而加剧了这个斗争，使它达到狂热的程度。斯大林再也不可能怀疑，列宁恢复活动意味着总书记在政治上的死亡。倒过来说，只有列宁死掉，才能给斯大林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