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月革命的深刻性是无可比拟的，但“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识代表们中间集结来的。那些没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资本家、律师和他们的儿子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内，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党。更多的进入国家和党机器里的人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党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市侩们，这些人在暴雨狂风的革命和内战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后相信苏维埃政府稳定了，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争取安适的永久地位（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码是在各省）的崇高工作。这一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是“热月政变”的当然支持者。

这一乌合之众的政治思想从淡淡的粉红色直到雪白。当然，社会革命党人总在准备用一切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卑劣的工业家的威胁。总的说来，孟什维克认为应该给农民资产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们也成了农民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混在政府里工作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存的代表们，自然抓住农民作为他们的救生带。当时，他们在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获得任何成功——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保卫农民阶级的阶段。这些集团没有一个能公开出头露面，他们都需要执政党和传统布尔什维主义作他们的保护色。对他们来说，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永远确立他们所曾遭受的剥夺的制度的斗争。他们自然而然乐于接受布尔什维克中那些反对不断革命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

经济复苏了，出现了少量的剩余。自然，剩余集中在城市里，任凭统治阶层支配。随之，戏院、餐馆和娱乐场所恢复了。在一种沉睡状态中度过了生气勃勃的内战年代的、数以十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们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场所的继续繁荣。他们力求这一趋势不要间断，而不需要革命。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曾经对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蜕化的开始。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了下来。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虽然官僚机构损伤了这些成就，但它还不敢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18世纪的末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那时，它在欧洲和全世界还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私有制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唯一最大障碍。虽然，官僚机构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他们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政治上的同情而言，是倾向于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根源大体上是在于所有制的新条件。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不但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威胁着官僚机构本身的社会基础。它很可能乐于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但它决不准备摈弃它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去做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事情。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官僚机器和富农之间的异常尖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