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官?据杜鲁门自己供认：“我赋闲了，我要吃饭，而且还要养活妻子和孩子，所以我投靠了潘德加斯特。”这几句话惟妙惟肖地绘出了一幅职业政客的画像。但其可爱之处就是不打自招，实事求是，没有虚假。至于职业政客是否是坏蛋的同义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人的思想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只有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一个人的功过，才能下最后判断。任何依靠定义而不是依靠实际去对个人下判断的武断行为，除证明判断者的专横和愚蠢以外，是证明不了别的东西的。

杜鲁门当法官的时候还只有高中毕业的学历。他是在当了法官两年以后才进堪萨法学院学法律的，那时他已40岁出头了。在美国，只要你愿意，四五岁就可上小学；只要你愿意，50、70岁也可上大学。年龄不成为上学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看你能否交得起学费。

杜鲁门在法官任内，大搞造桥筑路活动，从而博得了广大选民的欢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决定参加1934年的参议员竞选。据他自己写道：

竞选开始后我跑了密苏里州的60个县与当地的各色人等进行谈话，不管大镇小镇、大街小巷，我都去。看到谁就同谁握手。有时我看到某些店铺内只有两三个人，我也进去，同他们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曾做过农民，开过倒闭的商店，我了解老百姓的问题，因为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向他们宣布我支持罗斯福的新政。我向他们解释道，自从伍德·威尔逊离开白宫以后；这是十多年来美国人民第一次获得了一个真正关怀人民幸福的总统。我有时一天甚至发表过20次讲话。但我并没有讲究文辞，我也不会讲究，我只不过向人们讲实话，他们相信我讲的是实话而不相信报纸对我造的谣言。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讲的确是实话，他们相信我，于是我就当选了。

杜鲁门进参议院后继续发表演说抨击垄断资本。他说：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我们崇拜金钱而不是崇拜正直。在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位亿万富翁的身价要大大高于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

“只要有钱就行，至于这钱是否是来自童工的汗，来自苦工的血，那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人会探讨卡乃奇捐助的图书馆是否带有荷姆斯忒德钢铁工人的血腥，尽管事实上是有血腥的。我们也早已忘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科罗拉多燃料公司的工人尸首之上的。我们只一味崇拜挣大钱。

“华尔街有能耐控制全国的财富，雇用全国最有才能的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不能培养出任何一名有卓见的政治家，能看出财富高度集中的巨大危险。他们不但没有设法解决当今危机，反而仍在选拔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来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效劳。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总有一天要寻求解决之道。现在全国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的60％集中在四家大公司手中。假设情况不是这样，我相信我国的情况原本会好得多。让1000家保险公司各拥有400万资产显然要比让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独占有40亿资产好过1000倍。    今天之所以有失业，之所以有社会动荡，乃财产集中的后果。

“我们是在建筑巴比伦之塔。”

当然，杜鲁门的这些话与社会主义是毫无关系的，他的反共精神并不亚于华尔街其他人。  他曾在参议院说：“让德国跟俄国打吧，如果俄国支持不下去，我们就帮俄国。如果德国坚持不下去，我们就帮德国。我们反对斯大林俄国，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反对希特勒德国，也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所以要反对俄国和德国，是因为它们都是专横的独裁国家，在那里，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尤其是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杜鲁门的话，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但没有人指责他说谎。

正是：

哈里重直爽，出言多难听。

见仁或见智，尚待来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