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人类催产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要比动物复杂得多。就像迪帕克所提到的那样，人类大脑中的催产素似乎也会加强消极情感。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脑就不能决定行为，它只能说明人类大脑内荷尔蒙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是就像母羊一样，在女性分娩和抚育时确实会释放出催产素，进而加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即使对于那些大脑受损的人来说，我们依然发现大脑会控制他们的行为和情感。改变后的大脑对行为影响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它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选择。神经科学家乔舒亚·格林曾写道：“对大多数人而言，道德选择是超越身体的思维进行的最本质活动，也是灵魂的根本特征。”但是格林和其他科学家在研究人类大脑也能作出道德选择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发现人类大脑在作出道德选择时，主要是通过对记忆进行编码或对视觉信息进行解读。人类大脑中负责这一功能的区域叫做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它位于大脑前区。该区域受损后并不会对人的智力造成影响，但却让人变得更为冷漠，更易伤害他人。在一次实验中，研究者将被试者分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组和控制组，让他们对一系列假设的情形作出道德选择，其中一种情形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杀掉一个无辜的人。相比控制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组中有两倍以上的被试者选择为了挽救其他人生命而将无辜的人推下火车，或由于婴儿的啼哭声可能会让敌军发现选择掐死婴儿。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与离婚、失业和不当的社会行为相关。事实上，许多经常违反法律的惯犯都有心理病态性格。他们从早年开始就展示出冷酷的一面，成年后一直都感情冷漠，缺乏同情心。神经科学家现在已经找到了他们这些行为的神经基础，那就是他们大脑中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的大范围损伤。其中一位研究者、神经科学家拉尔夫·阿道夫斯说：“由于他们大脑部分区域受损，这些病人会出现异常的社会情感。”

现在我们都一致赞同中风引起的身体残疾是由于大脑受损造成的，但是将“邪恶”看成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功能缺损，人们依然看法不一。这似乎让人觉得我们是在为个人开脱（好像是说“是他们的大脑让他们这样做的”。）然而，确实有一个群体，我们会体谅他们道德上的错误，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质的发育还不够完善。这一群体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核心，那就是儿童。我们知道低于一定年龄的儿童就不应该被当成需要负法律责任的成年人。法律制度中也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大多数人也能分得清楚。主要原因在于大脑内部的前额叶皮质要到二十几岁才会发育完善。因此，我们都理解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以及为了能立刻得到满足而无法克制欲望、控制冲动的行为。现在我们不仅理解他们的这些行为，还明白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也赞同迪帕克所说的人类行为“会经常受到不同方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包括过去的经历、现在的环境，以及它们对许多大脑结构的影响，正是这些大脑结构复杂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我们。但是所有这些方面都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之内。相比之下，还没有证据能表明，像迪帕克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大脑是由大脑以外的其他领域控制的。除此以外，我们也不是基因的奴隶。人们可以改变，我也同意迪帕克所说的，“当人们进行一些灵性活动时，比如瑜伽、冥想、自我反思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可以控制不自主活动的过程。”

神经科学并不是要揭示这些观点的错误性，而是想要为这些观点提供支持。事实上，关于佛教僧侣能调整他们大脑活动的研究正是大脑反馈回路的例证。就像我在第十二章提到的那些实验中的被试者，他们能够随意控制大脑内神经元的激发时间，进而控制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图像，这些僧侣的例子同样也证明基于大脑—思维体系作出的决定可以改变大脑。

掌控一切、自我决断，并能自由谱写我们的生命之歌，都是美好的目标，而且我相信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能够实现这些美好的目标，它们的实现未必要依靠这个物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