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林斯基一大家子搬进了隔壁的那座房子，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那几个男孩也的确孩子气十足。他们的名字是西格蒙德、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总是黏在一起，走起路来总是排成单行鱼贯而行，领头的一般都是西格蒙德。他们自己人之间说话时让人听起来像是在用一种由俄语、法语、芬兰语、德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发音极其怪异的家庭世界语；遇到有外人在场时，他们便很奇怪地保持沉默。使得布洛克先生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席林斯基家人所做的或是说的单独的哪一件事，而仅仅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琐事。最后他明白了，他下意识受到干扰的是席林斯基家的孩子们在屋子里的一些做法，比方说吧，他们走动时永远也不会去踩地毯；他们排着纵队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走，如果房间里铺有地毯，他们就站在门口不进来。另外的一件事情是，都过去好几个星期了，而席林斯基夫人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待下来的意思，连一张桌子几张床都不想往房子里添加。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大门都是敞开着的，很快，这座房子便有了一种废弃多年的老房子的奇特、荒凉的模样。

学院倒是大可因为拥有了席林斯基夫人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她在教学上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倘若有某个玛丽·欧文斯或是伯纳丁·史密斯没能完成她布置的斯卡拉蒂 ()①的颤音作业，那是会引起她的深深愤慨的。她让学院里她的工作室掌握有四架钢琴，让四个晕头转向的学生联手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系里她那一头所发出的喧嚣声真是够大的，可是席林斯基夫人头脑里似乎没有一根神经，如果音乐理想确实是仅仅靠了意志与努力便能完成的话，那么赖德学院便没有什么好发愁了。晚上的时间席林斯基夫人总是用来写她的第十二交响曲。她像是永远都不睡觉的；布洛克先生不论何时从他的起居室朝外张望，总能看到她工作室的灯光永远都是亮着的。不，并非因为任何专业上的考虑才使布洛克先生如此疑团重重的。

到了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觉察到有什么地方肯定不对头。那天，他和席林斯基夫人一起吃了午餐，心情不错，因为她非常详细地给他描述了一九二八年她参加的一次非洲野外观兽旅行的全过程。下午晚一些时候，她路过他的办公室，在门口那儿神情有些恍惚地停了下来。

布洛克先生从办公桌上抬起眼光，问道："你有什么需要吗？"

"不，谢谢你，"席林斯基夫人说。她的声音低沉，很美，也很忧郁。"我只不过是在琢磨。你记得那架节拍器的吧。你说我会不会没准留给那法国人了？"

"谁？"布洛克先生问。

"哦，我跟他结过婚的那个法国人呀，"她回答道。

"法国人呀，"布洛克先生如释重负。他努力去想象席林斯基夫人的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他的脑子不听使唤。他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的父亲。"

"哦，不是的，"席林斯基夫人斩钉截铁地说。"是萨米的父亲。"

布洛克先生有一种迅速产生的预感。他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千万别再说什么了。可是，他对秩序的尊重、他的良心，迫使他提出了问题，"那么另外两个的父亲呢？"

席林斯基夫人把一只手放到脑袋后面去，把她那剪得短短的头发往上托了托。她脸上出现了一种迷惘的神情，有几分钟她并没有回答。接着她轻声说道："鲍里斯的是个吹短笛的波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