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和明朝

鲁迅说，唐室大有胡人气，明朝则多无赖儿郎。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中，胡闹的胡闹，神道的神道，个个性格鲜明，江山岁月也因皇帝个性而纷呈出不同气象。

台湾的高阳先生曾写过一本《明朝的皇帝》，以每位皇帝为中心，横线遍及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的生活日常，纵线论及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皇权制度，细密处丝丝环环，宏大处只寥寥几笔，挥洒出一部风云变幻的明代大历史，极为可观。

在明朝的皇帝中，万历帝朱翊钧算不上最好的几位，但是也排不到末等之列。作为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他10岁即位，20岁亲政，在位整整4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翻覆沧桑中，他先是有十年躲在张居正的身影里，亲政后尚算勤劳，然而自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开始，朱翊钧竟然开创了中国帝王的一个之最，竟然连续28年不上朝——虽然在此期间他主持了“三大征”，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同时用兵。

28年深宫沉醉的万历，坚持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内阁“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甚至后来入内阁的廷臣不知天子相貌，一些重臣虽然也忧心政事，却无计可施，只能以量太阳影子打发时间。无怪乎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个尽头把万历斩为两截，也把明朝斩为两截。

按说，跟他的父亲朱载垕不同，万历并非凡庸之君，而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早年在张居正的管教下也用功颇多、知世甚深，在张死后也完全表现出了一个有主见、有魄力、有手段的年轻帝王的素质。然而，是什么让万历如此性情大变呢？

后世对朱翊钧的怠政颇多猜测，黄仁宇将之联系到万历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上的对抗，二十八年不上朝则是他对帝国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还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揣测，觉得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此外，还有人从张居正的继任者身上找原因，继任首辅的张四维、申时行，既目睹过张居正生前宠荣和死后沉辱，自然再不敢以他为榜样，只有顺从万历意愿行事。神宗日夜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每餐必饮，每饮必醉，作为首辅的申时行一如其字“汝默”，不但不对其加以匡谏，反而出谋划策，纵其玩乐，让万历活于“醉梦之期”。后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其实明亡于神宗，而神宗则亡于申时行，他才是罪魁。

然而单凭这些，似乎还难以完全解释万历的性情突变，就像人们费尽心机，也无法洞悉万历之前的明朝第十个皇帝、人称“潇洒帝”朱厚照的内心世界一样，他不但在宫内仿街市，让太监扮店铺老板和百姓，自己则扮作富商悠游，还模仿妓院，让宫女扮粉头、自己做嫖客，穿梭于章台柳巷听曲淫乐吃花酒，甚至他还不惧危险亲自出面驯虎、在自建的小天地豹房和镇国府中极尽游乐，难怪《明史》说他是“耽乐嬉游，昵近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