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步入暮年的大清国，几乎全靠着已步入晚年的李鸿章。其时，国运之靡、国时之艰，他一人双肩独撑大局、危局和残局，江山压弯了他的腰身，洋务用尽了他的谋略，议和拖垮了他的雄心——即使是这样，光绪和慈禧还经常犯小孩病和妇人病，想一出是一出，胡乱发力，因此李鸿章见到俾斯麦时，甚至自揭家丑说：“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

但在李鸿章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感念慈禧，病榻前吟出《绝命诗》一首呈给她：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纷犹未熄，诸君莫作等闲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时此刻再表功也无益，我觉得对李鸿章来说，他已经不需要表功或者邀赏，这个曾自诩“文可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一辈子为朝廷出力谋心，大限到来前未语泪先流，慈悲地、苍凉地看着无力回天的残局，身留一剑答君王。

而听到李鸿章不治之后，慈禧也当场下泪，中国疾风又苦雨，君臣双泪垂。

但是在国人心底，李鸿章之忠，并不能洗净其罪——中国人素有政治洁癖，有气节洁癖，缺少一种务实的市井精神。其实，主战也好，主和也罢，签约也好，不签也罢，这些并不是伟大与否的标准，也不是英雄和汉奸的分水岭，难道非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是爱国？难道非不签城下之盟，等着故国一片焦土火海、百姓拱手求饶才可作罢？

要知道，国家有难，如何有效地避难才是关键所在。梁启超说，李鸿章甚有血性，苟国有难，一切敢挺身当之！我想，在这个挺身当之之中，肯定有不惜毁誉、不计身后名的成分，要知道，跟爱惜羽毛和清誉的主战派和叫嚣派相比，这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英勇。

今天的我们，如果对李鸿章不能施以“同情的理解”，那么我可以说，历史虽然前进了一百多年，但我们的历史观却倒退了一百多年，我们连梁启超那时的见识都赶不上。

在李鸿章死后，当年被他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在所有对李鸿章的评价中，我觉得这应是最公允、最理性的识见，只是兵败山倒之时方才想到当初之计之谋，早为时已晚；而当年李鸿章在春帆楼外，要是被一枪打死，他的晚节黄花怕已成为王莽第二了吧！

在中国这个国度，想做岳飞其实很容易，要做秦桧很难，而既不想做岳飞又不愿做秦桧，那几乎是难上加难。在晚清的孤云落日之下，李鸿章闪转腾挪、左冲右突，就是想在岳飞和秦桧之间走出第三条路来，这条路对中国是最实用的，然而对个人来说却是最艰难的。

今天，在沧海桑田、人心炮火洗礼后的北京城，当秋风卷起黄叶翻滚到脚下之时，我又想起一百一十一年前贤良寺病榻前的那一滴干枯、浑浊、缓缓流出的热泪，我也眼睛湿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