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说，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可是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反驳说，我们的经验都是单称陈述，单称陈述经过归纳并不能确凿可靠地导出全称陈述。我即便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要得出“天鹅皆白”这样的理论也是很有风险的，事实上，的确有黑天鹅存在。于是，波普尔别出心裁地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于可证实，而在于可证伪，即它总是包含着可以诉诸经验检验的预测。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而像占星术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预言说得含含糊糊，无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没有什么经验观察是中性的，任何经验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如果A观察证实了B理论，很有可能是A观察之中渗透的理论支持了B理论。由于观察渗透理论，不仅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证实关系出现了问题，证伪关系也同样存在问题。A观察证伪了B理论，也有可能是该观察背后的理论与B理论相冲突所致。到了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这里，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指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指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成真标准。对他们而言，科学划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库恩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研究科学史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发生的科学理论的更替并不是由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决定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只有在传统的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传里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他雄辩地表明，科学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些模糊不清的界线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