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令许多中国读者感到失望。那些对伪科学深恶痛绝、急于赶尽杀绝的人，甚至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科学哲学家破口大骂。如果非要援引科学哲学的话，他们往往还是喜欢波普尔，毕竟波普尔明确提出了划界问题，给出了划界方案。

本书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顶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遇公众误解和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那样的成功。再说，生活中也不是处处都需要科学，有时候像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也可以用来娱乐，为何一定要斩尽杀绝？绘画原作固然宝贵，复制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响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予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没有科学。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样的问题。到了50年代，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需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一问让深受西方列强封锁的国人听得很舒服，因为这一问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只是近代落后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这里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成立，但科学的定义并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

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