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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车的车厢里坐着的大都是衣着简朴、神色疲惫的旅人。从他们的装扮和举止上，可看出他们大都是生活中的低收入者。这是中秋节的日子，不少旅客携带着月饼。林秀珊想这火车上大多的人都是为着和家人团圆而出门的。林秀珊不像别的旅客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一会望窗外的风景，一会打开旅行包，翻翻里面的东西。与以往不同的是，包里除了装着牙具、床单和闹钟外，还多了一袋月饼和一把口琴。王锐用以追求林秀珊的旧口琴，早已残破不堪，如今它成了儿子手中的玩具。儿子出生后，王锐就不再吹口琴，虽然他们在闲聊中还要常常提到它。王锐当时也没求教任何人，凭着自己的反复练习和摸索，竟然能把会唱的歌完整无误地吹奏出来。林秀珊在下三营子时是多么喜欢听那悠悠的口琴声啊。王锐经常在她家的农田尽头吹，林秀珊的哥哥和嫂子看穿了王锐的心思，他们一听到口琴声，就对妹妹说：“鸳鸯求偶来了。”林秀珊也不害羞，她笑吟吟地说：“我听了这琴声心里舒坦，我要是嫁人，就嫁他吧。”哥哥说：“你要是想常听这口琴声，就别让这小子一下子把你追求到手了。他追不到你，会一直把口琴吹下去，要是把你娶到家中了，也就没那情怀了！”林秀珊认为哥哥的话说得在理，就若即若离地和王锐交往，她也果然如饮甘泉般地把口琴声听得透彻、舒畅、如醉如痴。他们结婚时，那口琴的发音已经沙哑得如同老妪了，但洞房花烛夜时，林秀珊还是让王锐为她吹了一支曲子。怕家人笑话他们在那样的夜晚还要吹口琴，他们就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关了灯，钻到被窝里吹琴和听琴。王锐憋得直喘粗气，而林秀珊被捂得满头大汗。最终那支曲子没有吹完，两个人都像获救的溺水者一样从被窝里迫不及待地拔出头来，透彻地喘气，并忍不住笑了起来。被大人怂恿来听窗的小侄听见这对新人的笑声，跑回父母房里大声报告：“我听见他们俩的声音了，是笑声！原来结婚的人晚上睡觉时得笑啊！”

林秀珊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见王锐的口琴声了，她为此想得慌。有一回她跟王锐说：“真想听你再吹吹口琴。”王锐说：“买个口琴起码要一百多块钱，够我来看你两三趟的了。等有一天发了横财，买个最好的口琴，我用它当闹钟，天天早晨用琴声叫醒你！”

每到开工资的日子里，林秀珊总要去一趟银行。她会留下一百元钱做一个月的零用钱，其余的都存起来。除了到换季时节，她平素几乎不添置新衣裳。她用最便宜的牙膏和香皂，从来没使过化妆品。一支牙刷足足能使一年，刷毛最终像一蓬乱草纠缠在一起，它们像鱼刺一样，常把她的牙龈刮出血来。她用的月经纸，不是那种包装精美、透气性能好的卫生巾，而是价格低廉的卫生纸。她把它们一摞摞地叠成卫生巾的样子。她和王锐相聚的晚餐，至多不过到小酒馆要两盘水饺或者是两碗肉丝炸酱面。大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到人声鼎沸的大排档喝上两碗馄饨。王锐不像林秀珊每月能拿到钱，他总是要等到一个工程完工后，才能见到现钱。而最终到手的钱，与当时公司许诺的总要少上几百。冬季感冒流行时发的板蓝根冲剂和病毒灵，端午节吃的粽子和鸡蛋，最终又摊派到工人们身上。公司还常以施工质量不过关来克扣他们的工钱，令他们无可奈何。林秀珊去过王锐住过的几个工棚，它们的格局都是一样的，进门就是一溜长长的木板通铺，那铺上相挨相挤地摆着几十套叠得歪歪扭扭的行李，铺下是旅行包、脸盆、鞋子等杂物，而狭窄的过道只能容人走过。王锐说有时候晚上累乏了，工棚里灯光又昏暗，他们常常有钻错了被窝的时候。林秀珊每次看到通铺上丈夫的那一条铺位，心里都会一阵阵地抽搐。他们的钱得之不易，所以在花钱上，他们总是格外的仔细。他们探望对方，乘坐的永远都是票价最便宜的慢车。他们每年最大的开销，就是春节回乡。不但要给家人买上衣服、鞋帽等礼品，还要给双方的家里都留一些钱，用以买种子和化肥。下三营子的庄稼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但农民还是满怀希望地连年把种子撒下去。有的农户哪怕是借债，也要在春季时去播种。而这些种子即使没有被风沙刮走，艰难地发了芽，长了苗，也往往由于干旱而颗粒无收。留在下三营子种地的，基本都是老人，年轻力壮的，都出去打工了。由打工引起的五花八门的故事也就层出不穷了。有人外出受了骗，转而又去骗别人，锒铛入狱；有人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动了心，把挣来的钱扔在了“三陪女”身上，回到下三营子就和老婆闹离婚；有的在打工时受伤落下了残疾，而雇主对此不理不睬，迫不得已走上了艰难的打官司的道路。比起其他的打工者，王锐和林秀珊是幸运的，他们虽说也很艰辛，但最终还是能把钱拿到手中。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身心安泰，相亲相爱，不似有的夫妻，一旦离开下三营子，就挣断了婚姻的根，各奔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