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照

还好没有花环，还好也没有哭哭啼啼，冷静地度过从办完柜台手续，到通关登机之间的等候。

那不是我第一次搭飞机，那也不是我第一次长期离家，不过毕竟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 1987年 8月，要去美国念研究所，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在不晓得回程时间情况下，离家远走。

那是一个暧昧、过渡的年代，旧的习惯成规逐渐淡出了，然而新的预期却尚未来到，一切就都带着有点尴尬的气氛。早几年，出国离乡是大事，大得不得了的事。拿到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意味着可以逃离台湾，一方面是逃离那令年轻人窒息的威权管制，另一方面是逃离那始终笼罩在年长者心头的大陆攻台阴影。没有人会期待去美国只是念个学位，然后就回到台湾。逃出去，逃到美国去，要相见也是在美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但就不会是台湾了。老的、少的，心中都有同样的预期。

直到重逢的那一日，却不知是否重逢有时，甚至还没有开放观光，一张美国来回机票要花掉上班族三个月薪水，能去吗？怎么去？所以泪洒机场，老的少的哭成一团是每天都要上演好几次的画面。

至于花环则牵涉到社会上对于美国的瑰丽想象。正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去过美国，所以可以将各种最美好的想象投射在美国那片土地上。一个青年得付出多少努力，通过多少考验，才去得了美国。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考托福、考 GRE、申请学校、争取奖学金、筹措所需的财力证明，一关一关过，才终于拿到签证、买好机票，到达离别的机场。

那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更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值得用颈上一个个花环夸张标显出来。看啊，这个人，这个要去美国留学了的人！那些花环如此对着周遭的人无声叫喊着。

1987年，机场上偶尔还有花环，更常有眼泪。但不是我。就在我上飞机之前半个月，台湾解除了长达三十年的戒严令，整个社会骚动讨论着什么时候会进而解除报禁，又什么时候可能解除两岸之间的彻底隔绝？许多大学时代的同辈朋友们，投身参加校园的学生运动，勇敢撞击国民党对于校园的严格管制。还有方兴未艾的街头群众集会，正在各个角落隐隐然酝酿着。

我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别人眼中如此值得羡慕的哈佛大学入学许可及奖学金，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对待一路宽容我的父母。但同时我又明白知道这趟旅程将使我错失什么。我是学历史的，学历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训练就是讨论、辨识重要、关键的历史事件。历史在这里转弯了，历史在这里进入下一个不同的时期。

台湾历史将要发生的大转弯，就在我眼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参与其中被浪涛卷来卷去，或许有机会左右浪涛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但我却要 在这个节骨眼离开，注定错失参与、见证历史的机会，站到太平洋的另一岸，做一个旁观者，如同面对所有我读到的历史事件一般。

我不甘心这样离开，还没离开，我已经在计划着回来，因此我不会有离愁，我更不会有光荣走上生命下一个阶段的感受。这样的心情，感染了送行的家人吧，我深深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那种不愿离开他们的态度，甚至强过要去服役当兵时。

飞机起飞了，台湾在窗外，在我脚下，接着在我身后，我想的不是自己离家远去的事实，而是读过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中的种种片段。那种生命有计划地断裂，断裂真正发生了带来的悚然茫然感受，一时弄不清楚该要如何连结起飞之前与起飞之后生命的失落。

飞机不断升高，升到云层之上，本来被云层遮掩的太阳完整照耀着，空中小姐开始在舱房中忙碌准备餐车，我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不管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回来，我不要那种断裂的生命，台湾才是我宿命的、不改不能改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