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隆轻声诵道：“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作为过客，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极目遥望一条路的去处，直到它在灌木丛中隐没。”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我笑着对马隆说，“是这么说的吧，反正大意都差不多。”

“噢，没有想到你也喜欢弗罗斯特的诗。是啊，在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看似凄凉、无聊、不可理喻甚至危及性命，不为旁人理解，实际上很伟大。就像这座钟。”马隆指着墙角的一架荷兰大钟说，“这座古老的时钟早已过了服役期了，它的发条坏了，机件也走了样，钟面上的白釉也脱落，长短针折断和扭曲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件活着的废物，劝我们扔掉它。但我太太却没有理会他们，不惜一切努力和心思去延续它的寿命，她不准别人去碰它，有时间就修理它，把它拆开来，上好发条，用羽毛蘸了油洗刷零件，就这样，这座钟又有了新的生命。不过，它走几天就会停，就像‘肺痨病人’。我们依旧照例维护它，让它继续行走。”

“就像拯救受难的犹太同胞一样。”我说。

“没错，我这里有手术刀，你要吗？”

听了马隆的俏皮话，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天一擦黑，花园里的夜莺就引吭高歌，忽而歌喉婉转缭绕，忽而又啼声呖呖，清脆流畅。但是，在这黑洞洞、静悄悄的夜里，这歌声让我感到孤孤单单，无依无靠。

我不停地在屋内走动，抽着闷烟。为没有找到自己的同志倍感懊恼，为赵元吉情报组的叛变异常愤怒，为自己将要单枪匹马去营救袁文道感到凄凉。忽然，我感到头疼发热，便站起身来走到窗口，吸了一口夜间的清新空气。近处，银色的小河缓缓地流着，在亮晶晶的水面上，泡沫闪闪发光，弯弯曲曲地随着小小的旋涡流来流去。街市模糊不清，黑乎乎的栅栏显得阴森可怕，神秘莫测。但把它们放在过去的记忆中，再抹上一层诗情画意的月光，它就不像白日那样令人憎恶了。

我打了个寒噤，面前仿佛出现了杜伊斯堡疯人院的塔楼，那真是一个地狱，折磨人的牢房。接着眼前浮现出重庆小码头的棺材群，还有那个唱川剧的女人，凄凉的唱腔回荡在我的耳边。

有时候，我也很矛盾，既然袁文道已经疯了，就算把他护送回国，又有什么价值，莫非还指望他能设计出枪械？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无用功，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不说，或许还要连累马隆这个善良的老人。真要这样，自己的罪孽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