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导致老年痴呆发生的原因有多种，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都可能最终诱发老年痴呆症。父亲以前的身体很棒，并没有这些老年常见病。医生又说：“当然了，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并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父母病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恶化的，做子女的永远比医生更清楚。父亲精神变态开始初显端倪，我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那次拆迁。

父亲住了六十年的房子说拆就拆了，就像拆了父亲的心。

2001年4月，我们住在西四的院子里贴出一纸拆迁令，限令4月11日之前43号院整体搬完。早就听说这一片将要搬迁，只是没想到这次来得这么坚决，时间这么紧促。一时间大伙都没准备。

以北京的危旧房改造速度，我们居住的这片市中心的胡同平房，要拆除是迟早的事。但这次拆除的范围仅限我们这一个院，说是被国土资源部征用为停车场。那几天，小院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左右邻居体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互相打探口风，开会共同出谋划策，与拆迁办联合“斗争”——其实无外乎想为自己多挣得一些实惠。这种没有硝烟的“斗争”实在怨不着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况且将来要买房，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大笔支出，那点拆迁补偿费根本不够。

“斗争”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痛说革命家史”，通过软磨硬泡向拆迁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诸如人口多，有老人，孩子的上学问题，自建房该不该算面积，等等；二是采取“拖延”战术，就是不动声色，你不动我也不动，认准了拖得越久所得实惠肯定越多。

拆迁办对我们自鸣得意的伎俩毫不畏惧，轻而易举就各个击破了每家每户的“软肋”。有些家扛不住了，打算见好就收，提前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军心随之开始动摇。我们家是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开始搬家的，我以为还会有人继续战斗在烽火前沿第一线，与拆迁办“死磕”到底呢，不曾想，当我后来到拆迁办领取那30万元的补偿款时，听到的却是——“全院都已经签字了。”

不是相约一起抱团“斗争”到底吗？这么快就全都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