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里面出来，跟着一个警察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一个只有一张桌、一面镜子、两把椅子的房间，灯光是暗蓝色的。一个便衣手里拿着卷宗，向自己的对面一指：“请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说：“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

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兰西国籍。”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

“……”

“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

“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我是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地号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

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的通话时间不到一分钟，打电话的过程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

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

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应该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他该怎么做。

我在律师仔细审核过的一些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出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

“她有点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

“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

“我是傅里叶律师，为海格先生工作。”

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地指望着被营救，又卑微地希望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因为我不想在他面前那样狼狈。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好长时间一动都没动。

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

我把电话接过来，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我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收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

他用亲切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

“嗯。”

“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