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学生们回来上课时，他们都蹑手蹑脚、紧张兮兮地坐到了位子上。我向他们介绍了琳达，并告诉他们她主动请愿来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绝症。教室中掀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是一片死寂。很显然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我问是否有人提问时，也没人举手。最后我点了几名学生，让他们走上讲台问问题。可是他们的问题只是集中在她的血细胞计数、肝脏大小、对化疗的反应和其他一些临床的细节上面。

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打算问一些关于个人感觉的问题，于是我决定介入采访，把讨论引向我想要的方向。但根本无需我插手，琳达自己已经对这些提问者感到很不耐烦了，她气冲冲地瞪着她那棕色的眼睛，索性自问自答地说起那些她一直想要医生和专家组们询问她的问题。身处十六岁的花样年华，却只剩下几个星期可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没法参加高中舞会、没法去约会，也不用考虑长大了会做什么工作或是嫁给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又会作何感想？你是怎么熬过每一天的？为什么别人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琳达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她不得不回到了病床上，留下这些心潮澎湃、满心敬畏的学生。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但身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下课时间到了，但没人站起来离开。他们很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却不知从哪里开始。于是我率先发言，开始和他们讨论。大部分学生都承认自己被琳达感动到落泪了。最后我总结说，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反应是因这位濒死的女孩而起，但事实上这源于他们对自己必死的命运的恐慌感。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正面面对这种情感和恐惧：他们自己终有一日也会死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身处琳达的位置，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你们总算有点人性了，不再是一群冷冰冰的科学家了。”我对他们说道。

教室里鸦雀无声。

“也许现在你们了解了濒死病人的感受，今后还会带着悲悯之心去诊治他们。因为迟早你也会需要别人的悲悯。”

这堂课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办公室，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喝咖啡时突然想起了1943年我在苏黎世实验室时发生的一起实验室事故。我在实验室混合一些化学药品时，突然将一瓶化学药品掉在了地上。里面的液体飞溅出来，严重灼伤了我的脸、双手和头部。我在医院里极其痛苦地待了整整两周，没法讲话，也不能移动双手，可每天医生都像上酷刑那样折磨我：他们粗暴地扯下绷带，拉扯我细嫩的皮肤，然后用硝酸银涂在我的伤口上，再扎上绷带，全然不管我的伤口是不是火辣辣地疼。他们还预言说我的手永远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然而实验室的一位技术员朋友，每晚都瞒着医生溜进我的房间，用一套他临时装配的可以逐渐加重的仪器，来帮我活动手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出院前一周，医生带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他给学生讲解了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为什么我的手指废了。我强忍住想发笑的欲望，突然伸出手来，在他们眼前灵活自如地弯曲着我的手指。这让他们全都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医生问道。

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秘密，我觉得每个人都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想法从此改变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十六岁的琳达在这群医学院学生面前做了同样的事。她教会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才是最有意义、最宝贵的东西，而我们又是如何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从中也获益匪浅。没错，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却会长远流传。

倾听濒死的病人的心声，会了解更多你所不知道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