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也是一盒充满了划痕的磁带，比如说，我此后一个月旷课越来越多，最终完全放弃了晚间的课，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我当时对季阳挺有好感，我应该每次都去上课，盼望时常见到她才对。我想不起来了，那阵子肯定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当然，我记得我告诉季阳那盘磁带被我弄坏了的时候，她的反应很平淡：“坏了就坏了，我送给你了。”好像对她来说，那不是一个多重要的东西，好像我在说谎，找个借口想把那盘磁带留下。现在我已经没耐心去分析十来年前一男一女之间的对话有什么微妙之处。当然，我还记得，我说要送给她一张甘斯布的CD ，像我随口许诺过的好多事情一样，这话也没算数。

那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季阳的电话，她用法语打招呼说“你好”，我一下就听出来是她，回应了一句“bonjour”（你好）。她接着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她要参加一个大Party 迎接新年，我听懂了，问她在哪儿。她说出了一个酒吧的名字，我还追问到底是什么地方，她冒出北京话：“就三里屯儿啊。”那个“屯”字带着重重的儿化音，我一下笑出了声。她说：“你笑什么笑啊？你最近怎么不来上课？你肯定天天晚上忙着约会不好好学习了。说说，约到什么漂亮姑娘了？”我支吾着，她说：“你这家伙说话就是不老实，好了，到时候见。”

那一年是所谓的“千年之交”，大家都莫名地兴奋，有人期盼全世界的电脑都在二〇〇〇年到来的时候崩溃，有人期盼末日来临我们能逃脱最后的审判。我的一位朋友飞到南非，说要在好望角迎接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另一位朋友说，第一道曙光应该是在太平洋上出现。总之，这个时间的标记让大家都有点神神道道的，好像我们能借此洗脱原来的坏运气，在公元二〇〇〇年这一伟大时刻，拥有全新的能量和运气。

“时间是没有方向的，时间是混沌的。”我在三里屯一家名叫“香颂”的酒吧见到季阳时，她右手拿着一杯葡萄酒，左手拿着一根烟，穿着一件大V 字领的黑裙子，真空，最低处好像能看到肚脐眼。

“你知道路德维希?波尔兹曼吗？”

“我不知道。”

一个高大的外国尖孙从我们身边走过，季阳一把拉住他：“你知道路德维希?波尔兹曼吗？”

“不知道，他来了吗？”外国尖孙敷衍了一句，闪身走开。

季阳一个趔趄—她拉着那洋人的时候，身体重心都靠了过去，她站稳：“他也不知道。”她把烟头扔掉，踩灭了，高跟鞋足有六厘米。“我们总觉得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时间是向前的，我们都变老了，实际上，时间没有箭头，时间是一片混沌。波尔兹曼是个物理学家，他研究的就是时间问题。”

我揽着她的腰，闻着她香喷喷的身体，穿过人群找了个沙发坐下来，她意识清晰，语言流畅：“波尔兹曼被这个问题弄疯了，他在慕尼黑的精神病院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出院，和家里人一起去亚得里亚海边度假。有一天，他老婆和孩子出门，只留下波尔兹曼一个人在家，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波尔兹曼自杀了，上吊了。这个科学家被他研究的问题给逼疯了，给逼死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九〇六年，离现在快一百年了。嘿，你这家伙就是糊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总被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概念纠缠，这些都是幻觉。”她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帮我去拿一杯香槟来。”

小酒吧里挤了有三四十人，吧台上有各种葡萄酒和烈酒，我拿着两杯气泡酒回来，看见季阳旁边坐着另一个姑娘。

“嗨，这是贝贝。”季阳给我介绍。

贝贝长着一双巨大的眼睛，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眼睛，她看着我，就像两盏探照灯。她非常不客气地说：“你别灌她酒啊。”

我有些愣：“我刚开始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