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漫》是时代的需要。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时局不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然而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思想十分活跃，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刊物、杂文和漫画有了更多的需要。1934年正是上海文坛称作“杂志年”的一年。海戈1948年的《蒙尘集》序里写道：“《论语》本是应运而生。它的成功，一直到现在还都能维持下去，是由于它反映时代的手法，采取的幽默的笔调。大致时局愈乱，《论语》愈能风行，材料也愈见精彩。”《时漫》也是一样。邵洵美说：“出版是要跟大众神交。”“幽默不是无稽可考的滑稽，也不是不负责任的轻薄。”他办《论语》借幽默反映时代，以此为老百姓代言。《论语》并非仅是清谈的闲适文学。《时漫》也并非仅是笑料。二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萧伯纳：“我笑着为要免得哭。”鲁少飞说：“幽默或讽刺文学以及漫画艺术都是疗治忧郁这种时代病的圣药。”当时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新闻检查抓得很紧。就像约翰·穆勒所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时漫》的画家们和《论语》的作家们一样必须采用一些手法，如跟当今社会那样的创作描画女性形体的图画、描写男女关系等软性作品，那是为刊物能够在夹缝里生存。《论语》亦然，借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谑而不虐”的手法躲避“开口惹出是非来”。即使如此，鲁少飞因为在第26期《时漫》的封面上，刊出他画的《晏子乎》，讽刺了政府对日屈膝外交，而被当局关押，刊物罚停3个月。邵洵美他们一方面赶紧斡旋援救，捞出鲁少飞；一方面临时把刊物改名为《漫画界》继续出版，由王敦庆主编。直到6月，《时代漫画》才复刊，仍由鲁少飞主编。未几，第30期封面又因讽刺老蒋，鲁少飞差点再陷囹圄，经洵美周旋，罚了款方了事。鲁少飞不怕惹事，他坚持“有不平我们就要讲话，有丑恶我们要暴露，有战争我们要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