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注视这对夫妇的一举一动时，他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这类与自己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难抑胸中悲痛，在自家钢琴上弹奏出根据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而创作的曲子时，魏斯乐戴着窃听耳机，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监听机器面前也感到热泪盈眶。一种他不熟悉的感情出现了。这位好奇心十足的窃听者还从剧作家的书桌上带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在这样的句子面前流连忘返：“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瑕／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谁为这样的诗句而激动，谁就仍然有救。他继而向上司提出由自己一个人来监视这家人，这样他就可以有选择地记录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打字机的事情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记录当中。而在影片结尾处女主人供出了藏在自家过道地板下的“作案手段”之后，他竟然提前一步，在他的同行没有到来之前，将这个烫手的东西转移走了。他再次改写了“剧本”也改动了自己的“角色”。比较起马丁?斯科塞斯获奖影片中的两位“特工”，这一位窃听者要有意思、有魅力得多。他走出了自己的“规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制造了另外一些场景，不仅使得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劫难，也使得自己的人性获得拯救。

导演兼编剧多纳施马克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你是有选择的。”这就是我称之为“伦理上的想象力”的东西。它指的是人们出于对自身的信任，决意过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觉得那是可行的。它既存在于生活当中，也存在于创作当中。人们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觉得自己可以“离地”，走进那样一种生活中去，而不是永远地被某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纠缠着。将一种伦理上的冲动称之为“想象力”，是因为那样做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匪夷所思的，或者在别人眼睛里是大逆不道的。哪有一个“趴窝”的特工最终被自己的监视对象所感染？当多纳施马克联系运用当时东德一些办公大楼进行实地拍摄，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据这位博物馆馆长说，在整个东德，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坚持这样写剧本这样来拍摄，是因为逻辑上这是可能的。这就是良心的逻辑，伦理上的逻辑。

多纳施马克的想象力来自“生活”，来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动自己“剧本”的人的生活，他们是捷克的哈维尔、扬?帕托切克、伊万?克利马，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库隆、里普斯基，是东德的比尔曼，匈牙利的基斯，他们都不是天生打算成为英雄的人，而是像《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一样，仅仅想不受干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也与德瑞曼一样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迈进另外一个争取自由的空间。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反问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最终支持他们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伦理的要求：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当从改变自身开始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