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校不相信所有这些解释，他宁愿相信自己主观的有罪推断。突然，他洋洋得意地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在他认为是音乐家不可能回答的问题—“1933年你为什么不流亡？”音乐家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想在祖国有难的时候离开她；他曾经提出过辞职申请；他相信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开；他认为自己除了内心的反抗，别无选择。

第一个回合勉强结束了。美国少校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东西，他找不出音乐家死心塌地为纳粹卖命的证据。他决定利用纳粹的文化部长搜集的材料。音乐家曾经听说过这些材料的存在，搜集这些材料对他们自己玩弄控制人的权术有利。这里用得上哈维尔在谈到清算的问题时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些合适的证据或者标准，可以在内务部的秘密档案中找到，这真是疯了。”

第二场审讯的重点放在了有关富特文格勒的“个人”问题上面。少校需要寻找出别的突破口。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将不择手段。在审讯之前，他事先设定的结论是：富特文格勒为什么在纳粹时期仍然工作，是因为对刚刚冒出的新人卡拉扬的嫉妒。如果他不工作，卡拉扬便会轻而易举地把他顶替掉。这看起来多么合情合理，多么令人信服。继而还是那些老问题：“你为什么留下？你为何演出？为什么你对统治阶层那么有用？”影片并没有刻意夸张什么，手法是朴素的，因而不排除也许仍然有观众相信这个理由多少有些站得住脚。音乐家在听得一头雾水之后，只有简单地回答：“这是一个阴谋。”

接着少校又拿出在他看来的撒手锏：“你有几个私生子？”“每次演出之前，你都要有美女相伴？”“希特勒给了你一套漂亮的别墅和安全的防空洞，你吃穿不愁，去还是留？只有一种回答—留。”少校咆哮了起来。对于个人生活的恶意盘问和攻击，招致在场的两位年轻人的强烈反感。在富特文格勒离开之后，女秘书斯特赖普提出辞职，因为她也被审讯过：“是盖世太保，就是这么问我的，像你一样。”流亡的犹太人后代向少校提出：“你可以尊重这位最伟大的音乐家吗？”

这并没有使得少校到此罢休。“我不该问你的党员编号，我应该问你的非党员编号。”少校放了一段音乐，是布洛克的《第七交响曲》，“你知道最后一次无线电播放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希特勒自杀前一个小时。希特勒还用这个音乐为自己送葬。为什么他选择你而不是别人？你就是他的一切！”

“你说的，都在责问我：为什么我没有被绞死？”音乐家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没有闻过烧死人的味道吗？我四英里外都能闻到。你见过毒气室吗？火葬场？你看到过堆积成山的尸体吗？你还跟我说文化、艺术和音乐？你还这么感兴趣？你拿文化、艺术和音乐来掩盖上百万受害者的死尸？??我谴责你没有被绞死？我谴责你的懦弱。”

“我爱我的祖国，爱音乐。你要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