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秋瑾正如一把宝剑或者是一把短铁，十年磨成的一剑，还未曾试过如霜的锋芒呢，这剑与刀开始跃跃欲试地鸣叫，在墙壁，在匣中，也在秋瑾的靴筒里。但这刀从靴筒里抽出了，出鞘的刀怎能回返？秋瑾的这一幕，也是鲁迅目睹的一幕——刀插讲台上。我想也许正是此景此情在十年后的发酵，才有了鲁迅的《铸剑》里的热血的文字，那不是冷冰的文字，是叫人热血沸腾的血和号叫，是秋瑾遥远的回响。

秋瑾被砍头枭首的血，也溅到了李钟岳的良知里。让我们还原赋闲的李钟岳。他整日整夜地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句话，独自一人，有时就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展出来“注视默诵”，这时随默诵而下的是纵横沟壑的老泪。这样的场景一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秋瑾的血成了威压，李钟岳在良心的自责下，觉得秋瑾死在自己的任内，是自己的耻辱，最后他的投缳解脱离秋瑾被害尚不到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一个县官，其清也如此，其穷也如此，似水似冰，环视当时的中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人格底线的县令，是个有耻感的县令，他的投缳，一是愧对秋瑾，再是对满清之绝望使然。作为一个山东人，李钟岳是受孔孟濡染较深的，从骨髓到肌肤，他有自己的耻辱感和人格底线，死就死了，不愿受辱于官场，但他却赢得了历史的荣耀。

对比李钟岳，那些在晚清官场奔竞，没有底线是非，以皇家的是非为是非的人，却被钉在耻辱柱上。

杀害秋瑾、为大清王朝扑灭星火的功臣张曾扬，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晋爵，反而无法在浙江巡抚的现职安身，改任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迁就民意的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再发上谕，将张氏转调山西。其离杭起程时，自知民间结怨已深，恐有风潮，故乘火车赴埠。及由八旗会馆至清泰门外车站，有军队拥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被杀后，当时的舆论界是有道德感是非感的，他们并没有找一个替罪狼——晚清政府——放水，而是对张曾扬、贵福们进行口诛笔伐的追讨，不依不饶将二人永远涂抹在历史的汗青上。我想到以色列人，也没有简单地为所有的屠犹罪行找一个替罪狼——希特勒——而偃旗息鼓，而是对证据确凿的纳粹凶犯一个也不放过，哪怕只是对一个下级官兵也穷追不舍。

我想到了张志新和林昭，那些手上沾满这些女性鲜血的人，有几个怀着自责而自杀？

秋瑾的死和血，硌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她激怒了这民族久已蛰伏的那良知，一个女人的死使一个民族的男子羞愧，秋瑾让麻木惊醒，给踉跄以力气，给无情以热血，给铁石以恻隐，为冥作光，为旱作润，为良知作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