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晚睡晚起，甚至作息时间黑白颠倒的毛泽东，8月15日一大早，就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万急”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8月20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三天后，毛泽东复电，比第一封电报还简单：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8月23日，蒋介石发出第三封电报：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翌日，毛泽东复电：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快70年了，回头重温这些电文，无论今人作何感想，在那举国狂欢的时日，中国两位最有力量的人物的这些电报往来，都是顺理成章的：“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商讨和平建国之大计”。

而喜极而泣的国人，无论怎样认为胜利即和平，并为之狂欢，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动作才是举足轻重的。

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就开始了挨打挨剿的历史。在城里转入地下的，国民党掘地三尺也要把你抓起来，跑进大山里的找上门去打。“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仍要“安内”，调集重兵去江西“剿匪”。第五次虽未把“共匪”斩尽杀绝，也打得落荒而逃。一个跑，一个追，一路追出两万五千里。16年后，毛泽东高吟“宜将剩勇追穷寇”，那是跟蒋介石学的。只是蒋介石怎么也没追上毛泽东，共产党这个“穷寇”反倒越追越剿越强大。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不再见面就打了，可以坐下来谈了。

谈合作，谈冲突，合作是有条件的，冲突是免不了的。打了十多年，军帽上缀枚青天白日帽徽，这不成“白狗子”了吗？心头别扭，感情上过不去，更不用说主义、信仰不同了。是谁挑起的冲突，是必须论出个青红皂白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把自己描绘成羊一样的受害者，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叫“狼来了”。可要说共产党就是活腻歪了，总去老虎嘴上拔胡子，是不是连蒋介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相信？

谈谈打打，再谈再打，时称“摩擦”、“国共摩擦”，好像有点“擦枪走火”的意思。

可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新四军7000余人战死、被俘，还叫“摩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