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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2)

风物长宜放眼量:季羡林谈传统文化 作者:季羡林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侨居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园里竖上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是外来的侵略者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污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们号称已经站起来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50年代曾批判过一阵这种思想,好像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四人帮”为首的一帮人,批崇洋媚外,调门最高,态度最“积极”。在国外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戴上了这顶帽子。然而,实际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四人帮”及其爪牙。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十多年了,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有增无减,有时简直令人感到,此风已经病入膏肓。贾桂似的人物到处可见。多么爱国的人士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有识之士惄然忧之。这种接近变态的媚外心理,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这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中国烹调享誉世界。有一些外国食品本来并不怎么样,但是,一旦标明是舶来品,立即身价十倍,某些味觉顿经改造的人,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连一些外国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频频摇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来谈中国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难矣哉。在严重地甚至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有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样怎么能够客观而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要评价中国文化,就必须贬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的优越之处。19世纪后半叶,中国人之所以努力学习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以后的将近100年中,我们逐渐发现,西方不仅是船坚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他们都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还有不少人有这种提法或者类似的提法。我觉得,提这个口号的人动机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人出于忧国忧民的热忱,其用心良苦,我自谓能充分理解。但也可能有人别有用心。这问题我在这里不详细讨论。我只想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故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过的道路上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评价中国文化,探讨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样的大问题,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必须把眼光放远,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眼中,更必须特别重视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观。我是主张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人类文化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法西斯分子有过这种论调,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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