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关系网控制中国之肇始

那么，关系社会何时才定型？笔者认为晚清至民国是关系社会成熟的年代，可认为是定型期。有很多旁证，主要讲几点。

首先，通过大量文献检索，“关系”这个词起源于晚清，这是第一个线索。《官场现形记》注脚说：“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这是笔者找到的最早例证，这个“关系”就是今天讲的关系。在稍早一些的文献中，无法发现“关系”这个词“托关系走后门”的含义。

其次，关系社会的土壤出现在清末。关系社会与秘密社会都是体制外的江湖社会，但功能不尽相同。秘密社会主要针对离田、失业或叛逆的游民，诉诸宗教（教门）、政治（“反清复明”）方向，后期演变成黑社会；关系社会主要涉及移民中就业群体，譬如务工者、商贩、建筑承包商、摊贩，最初发源于劳动移民或城乡接合部群体。

产生关系社会的最初压力是19世纪的社会转型，家族农耕制度解体，西方文明传入，近代工商业兴起，农业剩余人口进入城市投身工商，离家经商务工的移民需要投亲靠友，寻求在异地的生活保障和经济资源。在这种压力之下，移民在当地的所有人脉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网络。最典型的例子是同乡会，出门在外，任何一地都会有同乡，有同乡就有人组织同乡会。人生地不熟，有事找同乡，同乡在当地各自拥有其他亲友，由此穿针引线，向外展开，扩展资源，很自然就结成一个网络，这就是关系社会的原型。同乡仅仅是一个充满乡谊温情的借口，或者一个假托的符号，真正由背后的功利性交换做主，功利性是根本。所以说，同乡以情为表，以利为本，相辅相成。同乡们在外地亲如一家，仗义疏财，各自返乡后反而慢慢疏远，其中功利关系的解除和重建是关键。

19世纪末西风东渐，西方资本、官僚资本以及民族资本推进中国近代工商业和城市群发展，引发大量经济性移民，即非游民的移民。游民开始脱离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城市就业，开始生产性的移民生活。新移民的主流是商人、伙计、文员、小贩、艺人、市民、基层官员，创造了区别于游侠“仗义疏财”的“重利疏义”功利主义文化。外地的移民需要投亲靠友，但是城里亲友并不都是慈善家，也不是取之不竭的大富翁，人情施舍是需要回报的，至少需要交易。于是，这些移民连同其三姑六舅和同学老乡们，探索完善了人情制度实施的许多细则，如“人情债”“时间差”“过量偿还”“清算忌讳”等等。从法学意义说，完善人情制度，等于完善了关系社会的组织法。每个社会制度都需要组织法，关系社会作为惯例制度也不例外，它的大法就是“人情”。

民国以后，“关系”的说法渐渐增多起来，各种文献时有所见，涌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说法。“关系”的叫法代表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典型中国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关系客体本身。因为客观关系——远房亲戚、朋友、熟人、同学早已存在，还没叫做“关系”的时候就已存在，现在出现一种新语境，旧人进入新语境，可利用的对象称作“关系”，不能利用的沿用旧名。譬如，七大姑八大姨若是可利用资源，就允许称作“关系”，不能利用则照旧沿用旧名，该表哥就表哥，该姨父就姨父。

人情是一种习惯法，不成文法，没有人制订，但是条理分明。人情发生了，关系社会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