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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春运和“创伤疗法”(2)

给理想一点时间(五) 作者:李志题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286485.html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华夏上古神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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