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引力

自由落体

2015年，吴甘沙辞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任驭势科技CEO，在圈内成为一个跨年的新闻事件。事实上吴甘沙还是院长的时候，还在离职的过程中，就已开始为驭势科技操心，每天他连轴转地面试、见VC风险投资人，希望能在年前搞定最初这轮融资。英特尔在全球有五大研究院，作为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直接对应的是英特尔总裁，年薪数百万元，但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辞职。

驭势科技刚开始的暂借办公地点是中关村海龙大厦一间办公室，室内简陋，不过一个长条办公桌，一个休闲沙发，地方不大，仍很空落，倒是桌上摆着一个足球有点另类。最近吴甘沙刚刚搬到了中关村智造大街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孵化梦想。公司的方向是智能汽车，无人驾驶。

按照北京人的说法，真是够一梦的。

有人驾驶还排不上号呢，又来了无人驾驶？

对很多人来讲，无人驾驶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梦都谈不上。干吗要无人驾驶？有必要吗？有人驾驶的瘾还没过呢！是不是太快了？太离谱了？而且，真的行吗？城市那么多车，怎么可能无人驾驶？英特尔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放着院长与首席工程师不做，做起了无人驾驶的梦，简直是外星人的思维。

有些人活着活着就成了外星人，你不知他怎么想的。

这是普通人的看法。

吴甘沙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期间，是十个拿到英特尔奖学金的幸运儿之一。毕业后来到英特尔，在英特尔一干就是16年。刚开始加入英特尔，吴甘沙做人机界面，第二年便迎来了他工作上的一次重大机遇：选择转组，进入核心技术团队。转组之后吴甘沙和他的团队在美国技术团队的支持下，慢慢地创立了自己的项目，进行自主研发。仅仅过了三年，他就成了项目经理，接下来是部门经理，技术总监，直到首席工程师。

首席工程师，在英特尔全球研发体系中仅次于院士，拥有很高的地位，至少需要四种能力：首先是“业务影响力”，其次是“技术领导力”，然后是“战略领导力”以及“团队领导力”。英特尔所有技术研究都服务于产品应用及业务的发展，因此“业务影响力”在评选中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吴甘沙这方面无可挑剔，他在多核编程工具开发上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实现了并行编程工具创新，并成功地将这些技术从研究院转换到产品部门，变成了英特尔的产品。

“技术领导力”是指取得的成果必须是业界公认领先的。吴甘沙在并行编程环境Ct/Array Building Blocks上的创新，解决了未来万亿级计算应用程序开发编程难的问题，使得程序员在处理海量数据时举重若轻，并可确保今天的代码不用重新编译，就能在未来的处理器结构上运行。“战略领导力”反映的是洞见未来技术趋势、判断各种技术重要性、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

上述能力不仅使吴甘沙成为首席工程师，也使他成了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在英特尔，吴甘沙已做到了人生与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异常坚实，耀眼，在很多人看来像雪山一样高不可攀，即使在全球也是英特尔的五大雪峰之一。但吴甘沙却从山峰跳下来，一步来到了海龙大厦卖电脑的一间屋子里，手里摆弄着长条桌上一只足球，做起无人驾驶的汽车梦。

尽管是如此前卫的“自由落体”，吴甘沙却称自己保守，不文艺，摩羯座，特别理性。当一个在梦中的人说自己特清醒，特理性，会让人感到一种可怕。“他不可思议，但他会成。”这就是周围人对他的评价。的确，在整个被梦幻包裹又淡然坚实的吴甘沙的脸上，似乎会看到十年二十年后一种确凿无疑会成功的东西，他那种淡定，凝结着一个年轻人到中年人的整个过程，16年的英特尔生涯，已让他有一种机器人般的质地。

吴甘沙练就这种“梦幻式”的淡定，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这点来说，他称自己保守、太过理性又是对的。有没有一日之寒？年轻人，年轻的创客大有人在，一个梦想便冲上去，也是有的。但吴甘沙用了16年，虽然不过40岁，他头发已经花白，但也正是这种花白让他这次“自由落体”显得不容置疑。

在英特尔16年，吴甘沙至少有三次想出来创业。一次是2001年互联网大潮，那时他到英特尔不久，感到这是时代之潮，想投身进去，独立创业，但想想还是放弃了。第二次是2007年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前夜，吴甘沙主持的部门做出了一款比安卓还好的东西，当时安卓还没被谷歌买下来，但是英特尔总部却终止了这个项目，把手机项目卖掉了。也就是说，在2007年1月，乔布斯推出iPhone之前的关键时刻卖掉了。卖掉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乔布斯去求英特尔的CEO帮他们做一个iPhone的芯片，傲慢的英特尔却没答应。英特尔那时根本瞧不起手机芯片，还沉浸在电脑芯片里，没想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那时吴甘沙想离开英特尔，独自创业，因为犹豫，再次错过。

越是成熟伟大的公司越会犯时代错误，因为一个时代的领导者看到的都是“这”个时代的风云，对于下一个时代的一种颠覆性的东西是看不清的，或者看不上的，正像哥德尔定理所描述的：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哥德尔认为逻辑上自洽的不可能完备，它一定有边界，有局限，边界之外对它来说是一个黑洞。引申开来，或者说在吴甘沙看来，任何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都有一个赖以成功的自洽的逻辑体系，比如PC时代，但是也有边界，移动互联网便是从边界之外出现的，是不可能被PC成功者认识到的。英特尔意识不到移动互联网的颠覆性，甚至在移动互联网来临前夜它却背过身去，与新时代诀别。

这件事让吴甘沙印象深刻，内心的冰冻深了一层。

第三次是2013年，移动互联网持续火爆，BAT已不再low，而是火透半边天，淘宝，腾讯，百度，加上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带给世界惊心动魄的改变。吴甘沙盯着时代，看到移动互联网+教育的机会来了，他再次想出来创业，但就在他想走时却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再次犹豫了。吴甘沙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形容自己的状况：像在机场排队办登机，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好不容易排到中间靠前了，突然，边上开了一个新柜台，后面的人唰唰唰都涌过去了——这就是这些年年轻人做的事——我是动还是不动？再动是否又来不及了？他没有动，他羡慕那些本来在后面的转而冲在前面的人。

虽然不能亲自创业，做了院长的吴甘沙也决心跟上时代步伐，对英特尔中国研究院以往的工作方式进行了颇有自己色彩的改革，第一就是改变研究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做事太慢、节奏太慢的方式，要学会互联网做事的方式。第二是强调英特尔在中国的存在，作为一个外企的研究院要更多地去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创新、经济发展当中去，比如中国的产业革命、数据经济，把英特尔的研究与中国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不只是相当于美国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存在，差别只在用的是中国这边的人才。第三是希望从原来的更多是支撑性的一种研究组织变成引导性的，系统、通信这方面过去的研究是跟在市场后面，这个要改变。

2014年，吴甘沙领导下的研究院做了一些东西，而美国本土的研究院都还没开始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可以说全球领先，比如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这以前英特尔关注的还是相对比较老的领域，像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可穿戴计算机等等，而人工智能对英特尔来说是全新的东西。

在吴甘沙看来，信息技术革命是有周期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是计算机的架构化，70年代至90年代是PC的数字化，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年是互联网的时代的网络化，都是20年。而2010年到2030年这20年就是智能化。以前错过就错过了，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然而吴甘沙的变革并非没有阻力，甚至有些阻力是自身克服不了的，譬如他不可能把英特尔研究院改造成互联网公司，不能把四分之三的人都换了。

香格里拉之思

2014年秋，在香格里拉的满天繁星下，吴甘沙正阅读迈克尔·马隆所著传记《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这年秋天他有三个月的长假——通常在英特尔每工作七年就会有一个长假——秋天，最美丽的季节，吴甘沙带着妻子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住进了风格特别的松赞林卡。松赞林卡价格不菲，2000块一晚，但对于内心有梦的人、不断游历世界追求陌生的人，松赞林卡无疑是梦幻之所。木质结构的门柱、房梁，看上去沧桑有力，房间一角是铜质藏式壁炉，餐桌侧墙上挂着尺幅很大的唐卡。无论是房间还是庭院，都能看到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松赞林寺，壮观的默启的山脉，更不消说山上的星空。吴甘沙有时推开阳台的木门，香格里拉的夜，凉凉的，天清，月明，偶尔飘过的大朵的云就在头上。

《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出版者，北京湛庐文化公司，最初想请吴甘沙翻译此书。吴甘沙很想翻，但是没时间，最后是由吴甘沙的一个同事翻译。吴甘沙答应书翻好后他来写导言，译稿出来吴甘沙粗读后，带着书稿的电子版来到了这里的天空下，某种意义上是有意为之，他觉得这样的书就该在这样的星空下看，就该在香格里拉看。他一边休假，一边细读，一边写导言。妻子孩子熟睡时，吴甘沙常常一个人来到庭院，望着满天繁星，深深地呼吸。

人就是这样，在一些非常神奇的环境里面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跳出了自己看自己，看未来，看过去。本来吴甘沙只想写两三千字，结果一口气写了16000字。事实上不仅是书的导言，也是自己的心曲的流露。他看到早年的英特尔在众多的星星背后向他眨眼，面庞慢慢浮现，对他喃喃说着星星的语言。早年创业的英特尔接受神秘的使命召唤，勇于担当未来，不怕涉险、犯错、失败，看准了双倍地下注，失败了舔舐伤口重新站起，重新站起后更加强大。相反，谨慎，稳妥，步步为营，诸如此类吧，就像现在的自己，就是放弃未来。16年的英特尔生涯，一次次放弃，伴随着一次次升职，里面似乎有着某种悖谬，再干十年自己就可以在英特尔退休了，而这十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死神视角，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一切都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按部就班的，能想象吗——死神站在十年以后看着你，按照他的规划走过去？

人到底应该索求确定的东西，还是不确定的东西？其实回答早已有了：如果在这个时刻，宇宙中所有的原子的状态都是可以确定的话，就可以推知过去任何一个时刻和未来任何一个时刻，这就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爱因斯坦发展了这个理论，但本质还是确定论、决定论。吴甘沙想，但是今天的世界事实上是不确定的，世界观是基于概率的。人所共知的“薛定谔的猫”就是证明：猫在盒子里到底是死还是活的？其实它可能同时是死的也是活的。然而一旦打开这个盒子，它就变成确定的了，要么真的死了，要么真的活着。打开盒子，有一半的概率杀死这只猫。事实上这也是海森堡的不确定主义，这就是说：你的行为本身会改变被观测的对象。

牛顿的机械论是一种确定论，或决定论的世界观，有多大的力作为一个因就有多少的位移作为一个果，以前做过什么，现在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牛顿式的方式。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莫顿定律”：一个人，比如说一个领导者，首先得看到一个未来，有了关于未来的胆略和信念之后，这个胆略和信念就会对现在的行为产生一种引力。这个引力是不确定的，有概率的，不是牛顿确定的现有条件的因果，牛顿清晰地让人通向死亡，而莫顿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就像“薛定谔的猫”，你到底追求什么呢？吴甘沙担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16年中，世界始终躁动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金融、VR/AR……一波又一波技术浪潮风起云涌从他身旁呼啸而过……这些开始都是不确定的，吴甘沙想，他用自己在英特尔的确定性应对着这些不确定性，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望着陌生的香格里拉的繁星，满脑子都是思想，一如繁星。吴甘沙有两大爱好，踢球和看书，每年他精读的书就有20本左右，泛读的书达100本左右，科学，数学，哲学，历史。他读得太多，思考得太多……特别是望着星空时思考得更多，而他又偏偏来到了香格里拉的星空下。

《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一书讲述了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格鲁夫如何缔造了英特尔的故事，书的作者迈克尔·马隆最后对所有英特尔的人说：“如果你们还像过去40年那样，勇于涉险，不怕犯错，世界还将是你们的，如果你们变得谨小慎微，你们将失败。”

吴甘沙回到房间疾书着导言，他现在不是英特尔的普通员工，听了马隆这话如同鞭打，他的“摩羯座”也开始沸腾，在天上闪烁。他已近40岁，是不惑之年还是危机之年？智能时代到来了，那边又新开了一个窗口，他要不要过去，在这边排队还等什么？排到了又怎样？要去哪儿？

吴甘沙从小生活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小镇，小镇的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小小的钟楼，早年在实业家张謇建立大生纱厂时，钟楼就矗立在小镇的视野里了，如今已经百年。小镇，事实上就是以那个纱厂的名字命名的。回想起来，吴甘沙对城镇的第一印象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标志就是纱厂和钟楼。另一种记忆是农村的纯自然，每年暑假他都要回到乡下的爷爷奶奶身边，在晴朗静谧的夜晚听奶奶讲故事。后来每年都会乘坐渡轮，晃悠几个小时来到上海，从十六铺上岸，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工业、农村、城市，三者在他小时候是割裂的，他的开放与保守是否与这种分裂有关？

香格里拉之夜，吴甘沙的内心与星空同体，他想了太多太多东西，看着星空简直就不由得不想，想是因为有种隐隐的激动，行动前夜的激动。即使这激动有九分为勇往直前，也仍有一分不安。对，是不安，不安也是一种激动。然而毕竟有九分已定型了，尽管离开香格里拉后吴甘沙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思想这么成熟了，还没采取行动，这就是吴甘沙。

这反证了吴甘沙的性格，也反证了他最终行动的深刻理性。

颐和园

事情的导火索是从香格里拉回来后，吴甘沙参加了为期八个月的英特尔高层培训。英特尔中国的十几个高层在一起，由一家世界著名领导力培训公司培训，请的都是顶级专家。有趣的是课程结束后有一半以上的人离开了英特尔，这很吊诡，其中就包括吴甘沙。不是课讲得不好，是太好了，人们内心的原力被培训的内容唤醒了，爆发了。特别是有一个老师讲的让人们印象最深：“Leader is to design a future that is unpredictable and nobody bets on.（领导者的使命在于设计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人敢押注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这是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丧失的东西。吴甘沙彻夜难眠，想起香格里拉写导言的夜晚。老师讲的和他想的完全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在指向一点：去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创业吧，这是人生价值所在，成功与失败具有同样意义。

人总是在现有条件下出发，吴甘沙创业的方向是智能机器人，这也是他在英特尔立起来的项目。但有一个瓶颈必须克服，人工智能似乎总能在一个个专项领域超过人，譬如下围棋，但一个智能机器人不仅仅要陪人下棋，还要陪人聊天，还应能真正帮人干活，比如做饭、叠衣服、熨衣服……但这就涉及机器人的灵巧控制。而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有一个“莫拉维克悖论”：和直觉相反，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小的计算能力，但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让电脑下棋是容易的，但要让电脑如一岁小孩般感知和行动却相当困难，这需要目前还难以达到的计算。直到遇到格灵深瞳CTO赵勇，吴甘沙才恍然大悟，自己又陷入牛顿机械论思维方式了，而不是莫顿思维方式，他看到积习多么顽强，还是没有跳出过去的自己。还是渐进式的思维：你以前做过什么，现在会什么，那下一步就做什么，沿着这个路走，你的未来是取决于你的过去。变革性的思维则是一下子先看到一个未来，然后体验活在未来是什么样子，再从未来穿越到现在，那个未来需要你现在做什么，需要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就叫未来的引力。

吴甘沙与格灵深瞳的赵勇相识于2013年，两人是复旦校友，但以前并不认识，经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撮合了一顿饭局，两人相识。赵勇毕业后从上海去了美国，就读于布朗大学，获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学位，2010年供职于谷歌总部研究院，任资深研究员。赵勇是谷歌安卓操作系统中图像处理架构的设计者，以及谷歌眼镜（Google Glass）最早期的核心研发成员。另外，赵勇还负责探索谷歌未来针对高性能图像分析处理的云计算架构设计。

2013年4月赵勇离开谷歌，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格灵深瞳，凭借着自己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十多年的技术经验的积累，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发出了“深瞳无人安防监控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对人物的精确检测、跟踪，动作姿态（包括暴力行为、跌倒等动作）的检测和分析、人物运动轨迹（停留、穿越、徘徊、人物搜索）的检测和分析。传统的安防监控中心，一个保安需要同时看几十上百路视频，即使发生了异常事件，能够被保安看到的概率也是非常小的；而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需要靠人力去大量的硬盘数据里面寻找线索，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耗时特别长，效率特别低，格灵深瞳的产品很好地解决了这个行业瓶颈，直击行业痛点。赵勇对格灵深瞳的解释是：一家计算机视觉公司，提供完整的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包括给用户提供视觉分析，例如人、环境和汽车的行为分析的结果，基于这些结果给各行各业的用户提供服务。业务范围包括安全、业务规范检测、消费者行为分析、智能汽车以及智慧城市。在不远的未来，还将提供通用的视觉分析产品。

2015年6月，吴甘沙到格灵深瞳拜访了赵勇。格灵深瞳有点搞怪，直接在颐和园弄了个四合院办公，赵勇住在四合院对面的小楼里，足不出院，醒来就工作，累了就睡觉，一些重复动作有点像机器人。年初赵勇在美国过年，住在同学家，因为时差，第一天早上他5点起床坐在后院里。院子里有些果树，树上有橙子，他摘下来，剥了皮吃，很甜，而且没有籽儿，他一连吃了五个。有个小院，冬天穿T恤，吃到天然的橙子，早上带孩子去图书馆，上游泳课……这曾是赵勇梦想的生活，而且在加州实现了。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甚至一年都不会走进后院几次，地上的落叶很厚，已经腐烂了。他为什么没有过上梦想中的小院生活？他干了什么事情呢？原来万变不离其宗，院子里的房子被他变成了实验室，客厅里装了很多摄像头，好几台电脑，就是在那间高科技的客厅里赵勇做出了格灵深瞳早期原型。他是个工作狂，生活简单一如某类机器人。与风景无关，但他又离不开风景，不看可以，却必须在风景里。这一点吴甘沙也有点像，在迷幻的香格里拉他很少出门，但他又无可救药地喜欢香格里拉，哪怕是看星空也要在香格里拉。其实在哪儿不能看？但是不，必须是在高原，哪怕他对高原本身并无兴趣。

在颐和园，在临河的四合院后院，在风光秀丽的亭子里，吴甘沙与赵勇聊了很久，与风景无关。对颐和园来说，他们的存在无疑像外星人，如果他们不是外星人那么颐和园就是外来文明。他们要改变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并且就在中国改变世界。他们是两个霍比特人，或者更古老的《山海经》中的人，总之不像现代人。吴甘沙聊的话题里没有放过格灵深瞳怎么选择在颐和园办公，尽管这个话题事实上一下让他们离开了颐和园。赵勇如同走在电影之外，不无得意地对吴甘沙说起往事。最早格灵深瞳创办在学院路一个民宅里，发展到十四五个员工时，考虑换办公室。机缘巧合，赵勇与CEO何搏飞同时兴奋地发现了位于颐和园后河的这个院落。赵勇本来希望给公司小伙子们一个惊喜，秘而不宣，先把公司装修好然后装作一次春游，把大家好像偶然带到这里，然后宣布公司迁到这里。可是，有一天赵勇没有忍住，何搏飞又不在，赵勇打开了卫星地图，关掉了道路，跟小伙伴们说：我们的新office在北京一个绿色的有水的地方。

员工们看着卫星地图一下猜到是颐和园，赵勇干脆双手在地图上滑动，放大地图，放大，再放大……透过地图，看到这里，小伙伴们开心极了！“可这事儿是我说漏了嘴，”赵勇对吴甘沙说，“我就拜托小伙伴们向何搏飞保密，装作完全不知道。可他们有人忍不住，周末就跑过去看了，还拍了自拍照……再后来，我们来这里春游、烧烤，到了约定的时刻，何搏飞隆重宣布了这个消息——哇，所有人都‘惊喜’得恨不得晕倒在地上……”

两个人聊得如此开心，又回到了“神话”状态。

赵勇反反复复讲起了一个词：privilege（特权）。

“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我读书时憧憬的未来想做的很多事，格灵深瞳现在都在做。很多十年前规划的事，十年后发生了，而我们还走在前沿，在推动它走。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觉是一个privilege。比如3D计算机视觉，念书的时候，我自己选择做了这一块，老板也不太懂这个。我做了一个毕业论文出来，今天格灵深瞳还在推它，如果它成功了，我会觉得挺自豪的。这个技术本身，像一个孩子一样，既然我当时选择了它，我就得把它养大。”

吴甘沙同意他们有某种privilege，如果不是mission（使命）的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感，都会感到自己的特殊，即一种privilege。他们的特殊就在于他们站在最前沿上，特别是吴甘沙已经站了几次，但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现在还有一次，并且非常清晰，那就是智能时代。赵勇说，他们这代人甚至特殊到，你让好的程序员写一段程序去直击问题的灵魂，比让他去跟一个女孩搭讪容易得多。说实话，我们今天做的某些东西看上去确实让人觉得：真变态！一种科技带来的变态！赵勇问吴甘沙，没有这种变态就没有我们，你不觉得历史属于变态者吗？“我们，我是说，包括我们的员工，常常自愿工作到很晚，他们被工作本身回馈了，回馈就变成了工作。就算这样，我仍然感觉我们科技界一直在拖科幻界的后腿。他们可能比我们早活了100年，好莱坞也比我们早活了30～50年。我们活在当下，我觉得我可能比大多数现代人早活了三五年吧。”

“应该不止。”吴甘沙说。

“科幻作家可能已经着急了，可是没办法，我们只能把未来一个齿轮一个齿轮地变成现实。”赵勇说。

“对，”吴甘沙说，“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变成现实。”

他们在谈什么呢？在颐和园，皇家园林。

他们的确是同类，似乎是一种星际交往，同时人际的一切也都有。吴甘沙自觉地没有显露创业的意图，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赵勇的公司。吴甘沙低调惯了，非常含蓄，与赵勇的直接颇为不同。

但两人的心心相印也正在于此：赵勇心知肚明对方的来意，却惊人地节制，不谈拜访实质，在某些话题上却惊人的活跃，掩盖了其敏锐。

他们都冰雪聪明。有些核心的东西不用马上谈，因为实际上谈的也都是与实质相关的东西，事实上一切都已水到渠成。

赵勇回访吴甘沙，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吴甘沙的办公室。这是必然的，没有园林，亦不需要，直截了当：合作，创始一个公司。

上次是颐和园，这次是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A座科幻般的办公空间。时隔3个月，2015年9月，赵勇将计算机视觉中的智能汽车即无人驾驶做了详尽的解释，并给了吴甘沙一些demo（样本）。10月底，吴甘沙做出了决定：进军智能驾驶，出任驭势科技CEO。事情往往是这样，复杂时非常复杂，简单时非常简单。

还有比水到渠成更简单的吗？

无人驾驶

很多英特尔的员工想跟吴甘沙一起干，无论如何，哪怕在英特尔做了16年，吴甘沙的离开都应算是一种叛逆；当吴甘沙带着若干人离开英特尔，不能不让人想起《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第一部第一章之《出走，八叛逆》。还是在香格里拉的时候，吴甘沙在第一部的导言中写道：“1957年9月的一个上午，‘八叛逆’从肖克利晶体公司集体出走，不经意间揭开了硅谷波澜壮阔的新画卷。此后的12年里，一群‘仙童’掀起了硅谷乃至整个世界半导体产业的风起云涌。”

吴甘沙带领部分员工离开，当然和“八叛逆”的出走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只有离开才能创造历史——“领导者的使命在于设计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人敢押注的未来。”这正是英特尔过去的传统，也许只有离开英特尔他们才能重新创造英特尔。“如果你们还像过去40年那样，勇于涉险，不怕犯错，世界还将是你们的，如果你们变得谨小慎微，你们将失败。”

吴甘沙毕竟还是不同，他对想跟他出来的员工说：“兄弟，你愿意跟我出来我非常感谢，但我还是要跟（英特尔的）HR说一下，让他们挽留你，也许会给你涨50%的薪水呢！若是这样你留下，我也理解，而且你值得；如果他们给了这个package（福利条件）你还想过来，那我一定举双手欢迎。”

绝大多数找过他的人都过来了，都愿押注未来。

“他的团队少见地吸纳了许多超级天才，”李开复评价，“其中有来自大学的机器专家、顶尖的计算机视觉专家以及来自Google的机器学习团队，还有吴甘沙自己和他领导的半导体专家团队。吴甘沙是一名优秀的领导，他能把这些人都汇集到驭势，本身已经说明了什么。”

对于“管理”，吴甘沙不是才开始。自从他2014年成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就开始了各类管理创新实验，譬如自底向上、扁平化、亚马逊的“两张比萨饼”文化、创新业务和主营业务二元体制，都是世界最前沿的体制。

格灵深瞳是驭势最重要的股东，赵勇甚至有一天郑重其事地以格灵深瞳的角度对新闻界宣布了“喜大普奔”的消息：“格灵深瞳联合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国家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冠军团队负责人姜岩等一同创办了一家专注于无人驾驶领域的公司——驭势科技。驭势要做的事情是为汽车品牌提供成熟的无人驾驶解决方案，一方面真正做到让出行者无歧视，使得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驭车出行；另一方面要减少车祸伤亡，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极大提高出行效率。”

除了吴甘沙、赵勇，驭势的另外一个创始人是姜岩，将负责与驾驶相关的技术。姜岩此前的身份是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联培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自动驾驶系统架构设计和规划控制。迄今姜岩已参加了六届智能车挑战赛，2013年赢得中国智能车挑战赛冠军，2013年拿到冠军之后从赛道转战北京三环，开始研究如何在真实环境中去实现自动驾驶。最长的一次，他曾在三环上花了两个小时，自动驾驶了48公里。太堵了，走不动，这之前他根本不敢想象自己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能到这么密集的交通环境中去。

在赵勇的新闻发布会上，姜岩讲了他在三环上的测试体会，并宣告测试没有结束的一天。整个测试是体验式的。无人驾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如果定好一个点，到这个点把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这个点你永远也到不了，所以你必须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包括公众对它的接受度。“这里的体验并不是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甚至当人们上去体验以后会发现一些问题，”姜岩说，“但是他发现出了问题以后，反而会了解到它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危险，这反而会是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测试第一是开放式的，第二没有尽头，就像1.0、2.0版本升级一样，会不停地进行迭代。”

虽然是学霸、中国智能车挑战赛第一人，并且已测试了三环，但是当最初赵勇找到姜岩邀其一起创始驭势搞产业无人驾驶时，姜岩却拒绝了，认为这事干不成。但当赵勇又找到了吴甘沙的时候，姜岩当时就决定从学校里辞职加入了。如果没有英特尔团队加入的话，姜岩觉得这个事情变不成一个产品，还是一个研究型的东西，缺少产品化的实现，缺少集成能力，只是给人看的。有了吴甘沙，事情会完全不同，赵勇找对了人。

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有趣，同样呈现出“三位一体”。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重复，甚至超出国界地重复，这也是全球化的特征。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无人驾驶界最佳组合，三剑客，甚至在世界范围也是一股前沿的力量。

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挑战什么，什么就决定了他们。

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本质上就是车身上扛着一个超级电脑，是大数据的产物，是综合而超级的机器人，智能人，需要大量的摄像、雷达导入的数据，需要做实时的处理、分析、融合、决策。当今全球从美国到中国到欧洲，传统芯片厂商、传统汽车厂商的大牛们都在投向智能汽车、无人驾驶的研发中，无人驾驶已成为商业巨头眼中的“香饽饽”，逐鹿名单中就有Google、百度、特斯拉、奔驰、宝马、Mobileye，其中，市值最少的以色列公司Mobileye也有80亿美元。而这个市场是如此的初期，以至于驭势也好，Google、百度无人驾驶也好，特斯拉或Mobileye也好，都还来不及把彼此当成确定的坐标与对手。而仅仅在十年之前，谁曾想到中国汽车工业会迎来在某个层面上与欧美同行站在相似起跑线上的机会呢？中国的“三位一体”灵魂人物吴甘沙认为，无人驾驶考验人工智能、芯片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中国跟世界最高水平相比，差距不大。在人工智能应用上，世界零时差，我们跟水平最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基本上是同步的，比起欧洲和日本，我们还领先。从这个角度上，吴甘沙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差异化的竞争路径，或者是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另外，中国有它独特的测试环境，要解决的问题，比欧美更难，因此更能够锻炼科研工作者，所以我是很乐观的。”驭势科技的最终目标是要做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脑，就如英特尔一样。

竞争对手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以Google为例。Google的无人驾驶眼下是最好的。Google用2.0的视力做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包含激光雷达、高精度的GPS、高精度的惯导系统……200万元一套。而驭势科技，选择用“1.0的视力+强大的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什么呢？吴甘沙异常理性地说：买得起的才是能够赢得市场的。驭势科技计划把自己的产品控制在两三千美金以下。“Google在做‘眼睛’，我们把更多钱用来做‘大脑’。计算就是大脑。我用1.0的视力：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商用GPS、商用惯导系统……但我更聪明，有更强大的计算。‘眼睛’和‘大脑’比，‘大脑’（计算）会越来越便宜。”

这个策略，和吴甘沙在英特尔多年对摩尔定律的深刻认识相关。摩尔定律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大意为：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英特尔的摩尔定律虽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却不是一个物理或自然规律，而是一个公司跟数字社会的承诺和契约——是人的努力让它实现的。

吴甘沙说：“在英特尔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感到：计算这个东西必须往未来看，一两年，你的计算就会便宜一半、你的计算能力就会增加一倍。你一定要把你的赌注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未来会褒奖你。”

以Mobileye为例，吴甘沙一开始就表明态度：跳过驾驶辅助，不做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一开始便进军自动驾驶。而以ADAS闻名于世界的Mobileye，在做驾驶辅助之余也在转向自动驾驶。吴甘沙说：“我们经常说‘发明一样东西的人是最后一个看到它过时的’，他们的基因、观念，都有路径依赖，一致性与完备性不可兼得。你看英特尔做PC，它是最后一个认为PC过时的。”

吴甘沙在英特尔16年真是成精了。

“Mobileye笃信宗教信仰般地相信视觉，从1999年至今，把传统视觉算法的潜力挖掘到极致了，下一步要提升只能靠深度学习，但它又不舍得把传统的算法扔掉——Mobileye的芯片里给深度学习留下的地方不多。这是它的历史包袱。我们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哪个好用就用哪个。直接上深度学习，一下子跨越他们的十几年。我们低成本的激光雷达、雷达、视觉可能都会用，它们各有优劣。”吴甘沙毫无感情色彩地说，“视觉对世界的分辨率最高，有纹理，有色彩，但它在光照不好的时候、有迷雾的时候就看不见；激光雷达能够对环境做出非常精确的建模，但是下雨下雪的时候就不行了；雷达能够看得很远，测距测速都非常准，但是有些材料比如木头，它直接穿透了、没有反射……几个东西结合起来，才能做得最好。当然，我们既然做深度学习，就意味着计算成本的上升，也就意味着低端的ADAS不是我们的菜——我们就不玩那种嘀嘀提醒的ADAS了……说实话，我在想，在我开车很困的时候，我拼命地抽自己都不行，你嘀嘀嘀嘀警告也没有用啊！我们直接奔着自动驾驶去，让机器参与开车。”

当问及驭势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吴甘沙说：“人工智能的感知、认知能力方面，我们当仁不让，这是第一。第二是自动驾驶本身方面的探索，驭势科技的核心人物之一姜岩，是2013年智能车未来挑战赛的冠军，也是国内第一个真正做到在开放的环境下，用低成本的感知手段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三环上无人驾驶了一万多公里的人。过去参赛是应试教育，更快到达目的地就行了，车可以开得歪歪扭扭。但真正要产品化时，必须做到三个境界：（1）在外面的人，看不出是机器在开。（2）乘客坐在里面也感觉不到是机器在开——而这个就难多了，我们一直开玩笑说现在夫妻吵架的一大原因就是开车感觉不对路，比如说我太太开车我坐边上我觉得crazy（发疯）！（3）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方向盘自己在动，你感觉是自己在开一样，是完全自然的。第三是对复杂系统的驾驭，这正是原来英特尔的这群干将非常擅长的。这三部分凑在一起，我们觉得中国没有第二支团队了。”

吴甘沙是低调的人，说出如此高调的话，却仍用低调的口气，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是的，吴甘沙的话语不是刀锋，但却有金属的质地，即使是在讲台上，比如某个论坛上，他的那种声音也仍如入无人之境——

2008年，比尔·盖茨在计算机的传统展上揶揄汽车产业界：如果通用汽车像计算机产业那样激流勇进，我们将开着25美元的汽车，一加仑跑1000公里。通用汽车虽深陷危机，仍不忘反唇相讥：如果汽车像计算机那样，一天可能莫名其妙崩溃两次，reset（重启）发动机恐怕还不行，必须得reinstall（重装），在安全气囊弹出来前有个对话框，让你选“Are you sure？”思维的角度（perspective）决定成败。比尔·盖茨的角度是趋势和用户需求，通用汽车的角度是对手的弱点。谁能赢？我当时赌的是盖茨。八年后，世事未如所料，COMDEX逐渐没落，CES强势崛起，汽车豪占三分之一的格局。是比尔·盖茨赢了，还是通用汽车赢了？是计算机赢了，还是汽车赢了？产业扼杀了电动汽车。

但是事情并没完。事实上第一辆电动汽车诞生于1890年，第一个为汽车更换电池的服务在1910年出现，这些新事物在后来者——汽油车——的攻城拔寨中迅速消失；一晃百年，现代意义上的电动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辟，彼时角色互换，汽油车守江山，借助靠山石油产业扼杀电动汽车的生长；10多年以后，最早的明星Fisker倒下，试图复兴换电商业模式的Better Place倒下。在宿命即将又一次重复的时候，特斯拉从硝烟中冲了出来，而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汽车，是更像计算机的一种汽车。

吴甘沙说

当一台汽车的电子设备和软件占整体成本过半、电池占成本过半，当它将被印上苹果的logo——千呼万唤的Apple Car（苹果汽车），当它的后备厢里藏着一台超级计算机——使之成为具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车，当它通过开源（Local Motors）社区开发的时候，你还能把它与传统汽车联系在一起吗？

吴甘沙镇定自若，眼中寒光闪闪，仿佛对着无尽的未来说：

这次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对手不是一个孤独的复辟者，呼啸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近看新能源汽车，汽车共享，惊涛拍岸；远看洪波又起，网联、智能、自动驾驶共潮而生。比尔·盖茨在2008年时未必能精确地预报这一切在8年以后发生，但他所熟悉的世界是面向未来的。摩尔定律是对未来的预言，更是未来的自我实现，真正能驾驭趋势的人，能够循着指数增长的轨迹制胜未来。To predict the future，you have to invent it.（预言未来，就是去创造它。）为什么指数定律的信徒对传统势力无所畏惧？只因为这条公式，它在说：即使你在过去x个世代一直独领风骚，仅仅在下一个时点，后来者会将你x世代的荣耀颠覆。在这个世界里，线性增长是加速死亡；创新的速度光快是不行的，必须越来越快；你不能浪费时间在过去，因为它在未来之前不堪一击；跃入指数旋涡，任何时间都不算晚，风口过了、船票没了、大山压顶、过去不完美，都不算什么，决胜在x+1。

大科技革命与大经济周期60年一共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刚刚开始新的一甲子。信息技术革命每20年一个小周期，经历了1950年至1970年的架构化、1970年至1990年的数字化、1990年至2010年的网络化以后，正大步迈入智能化的20年，城头大旗变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强势入主。

重要的是百年难遇的三流合一——物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下的信息流，分布式能源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构的能源流，与这个世界的交通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能融会贯通，划时代的变革就此拉开帷幕。正如有人所说：当那个时代来临的时候，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个机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生一次，甚至超过比尔·盖茨当初的想象。驭势科技的一群小伙伴们也纵身跃入了这一大潮，无他，只因趋势的召唤。

为什么叫驭势？我们要预示未来，我们要驾驭未来的趋势。我们把使命镌刻在公司的英文名字UISEE中：Utilization of time：释放脑、手和脚，给予出行者身心自由，每天平添百亿小时的有用时间（如果转化为生产力，将是千万亿美元的产值）；Indiscrimination：让所有人，包括老人、孩子和残疾人，能够驭车而行；Safety：减少90%以上的交通事故，相当于100万条生命和逾万亿美元事故成本；Efficiency：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交通，减少城市80%车辆，道路通行能力提升4倍，释放停车空间（相当于城市用地的15%～20%），实现即时按需、无堵车的出行；Environment friendliness：更加环保，减少15%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大气污染。UISEE的发音是you see，这个使命所描绘的未来你可以看见。驭势未来，you see future。我们的价值主张是给予驭车者更多的安全和舒适，而10年以后，驭势将聚焦于出行者——获得10倍以上的便捷性和成本节省。

我有一个梦想：让首都摆脱“首堵”，让行者出行无忧，这应该只需要10年。今天北京有近600万辆车，多是私家车，场外仍有百万人排号买车，为每年的6万个车牌号惆怅。车越来越多，停车越来越难，一辆车两个停车位，难怪城市15%～20%的土地用于停车；限行让更多人买车，路上越来越堵，废气排放导致雾霾，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形成恶性循环。为什么都要买私家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只有7万辆出租车，即使加上滴滴和优步的“游击队”，仍然无法为多数人提供即时、按需的出行服务。那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10年后北京只有100万辆私家车，但同时有200万辆出租车，基于大数据的调度算法使其能为千万人提供按需的出行——当您踏出家门，车已经等在外面。有人说，到处打车，打不起。我告诉你，那时打车花费只需要今天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今天一辆出租车5年生命周期的产值，10%付车钱和维修费，30%是份子钱，30%是油钱，30%是司机收入。10年后份子钱消失，新能源每公里的能源成本低于常规燃料，车会变得更加便宜。有人说，电动汽车贵啊。这个出租车不然，多数是两座或一座，只需要很少容量的电池。当全城布满充电桩、地下充电装置和换电站时，大数据的调度算法可以保证电池续航恰好满足下一个人的出行需求，并且及时得到能源补充。车便宜了，份子钱没了，能源成本也降低了，那么，出行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司机收入了。但是，正如您已经想到的，这些车是无人驾驶。所以，您今天需要花50元，10年后可能只需要不到5元。交通流、信息流、能源流的三流合一将形成巨大的海啸，所有与人或物相关的交通将被重新定义，保险需要涅槃重生，而服务业将找到新的爆发点——上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是除了家和办公室的第三空间，是移动的商业地产，移动的影院、移动的办公空间、移动的星巴克。

“也许有人问，真的只需要10年吗？”吴甘沙少有地激情澎湃地对他的员工说，想想10年以前吧，iPhone还没出现，移动互联网还没踪影，iPad还没出现，PC如日中天。这10年最激进的预言家也未曾料到移动互联网如此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40年王者PC怅然转身，只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iPad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走过了一个轮回，智能手机一统江湖却已初露疲态。时间的飞轮会越来越快，未来与现在之间的距离，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旅途，要比你想象的近，近很多。人生短暂，是平淡而过，还是驭势未来？如果将来有一天像《星际穿越》中那样，有机会从五维空间给现在的自己和孩子发一个莫尔斯电码，我希望是如那首歌Welcome to the Future里面写的：

Fly ...

Dreaming ...

We ride the wings of time

To our future we will fly

Higher and higher now

Our love take us higher now

飞啊……

梦啊……

我们骑着时光之翼向着未来飞去

我们会飞得越来越高

我们的爱让我们飞得越来越高

手记三：时光

如果说，冯康代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在中关村的奠基，陈春先代表着70年代末开风气之先，那么，吴甘沙代表着什么呢？我要说时光。主要是时光太快了，变化太大了，不要说冯康的五六十年代，就是从陈春先的1978年开始，35年以后，吴甘沙时的中关村已经天翻地覆，完全是另一个时代，夸张地说像两个星球的事。吴甘沙与世界同步，或已经超前。吴甘沙在香格里拉思考星空，思考未来，思考无人驾驶，而在颐和园，在赵勇那古色古香的高科技公司，两个高科技人在谈论时光，未来，如同两个霍比特人或《山海经》中的人在谈3D计算机视觉，谈privilege、责任、未来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不同在于，通过3D计算机视觉，他们已清清楚楚看到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城市，他们超前活着，或者干脆说活在未来里，神话里。这和1978年的中关村是同一个中关村吗？是，又不是。但也必须承认吴甘沙穿越了1978年的中关村，整整一代人闯关闯过来的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