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蒋　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