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地风

潘小平

走进安徽，就走进了没完没了的絮叨；走进安徽，就走进了可以化成万物的希望所在；走进安徽，也就走进了我生活四十多年的地方。小时候，我知道安徽只有怀远，怀远只有我家门前的荆山与淮河。我还知道一点点关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我曾渡过淮河，登上涂山，拜谒禹王庙，带回圣泉水。后来，我在那座叫怀远的小城读书且慢慢长大。长大后我才知道，安徽这片土地是多么神奇而壮美。它的北部，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中部，是起伏跌宕的江淮丘陵；南部，则是逶迤的皖南群山。长江、淮河从这片土地上横穿过，世界都为之倾倒的黄山，高高耸立在安徽的东南。

梦想去饱览黄山的奇松、怪石、温泉、云海，去感受“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但一直到了将近四十岁，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登上黄山。此后的几年我走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对她的土地和历史，也有了自以为比较深刻的了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在中国古文字中，“徽”也是“美”的意思。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家乡安徽，是多么富饶和阔大，而且尽善尽美。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已成为渗透在人们骨子里的难以改变的观念，我也未能脱俗。所以，在标榜人杰地灵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炫耀安徽这方哺养我的神奇土地。

徽·皖

大地早就存在了，一如我们头顶的蓝天。

但“安徽”二字见诸文字，却是在1667年，康熙六年。这一年七月，亲政不久的康熙大帝，摆脱了权臣鳌拜的控制，雄心勃勃地干了几件大事，诏设安徽省建制，即是其中的一件。这是采取跨江而治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行政区域，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因素。在这里，“安”是安庆，“徽”是徽州，它们合并代表该省所辖的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广德、滁州、和州三州，共五十三个县的广大区域，省会设在安庆府城。由此可知，当时的安庆和徽州在全省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安徽简称“皖”，是因为境内有古皖国。古皖国即是今天的潜山县，春秋时称皖。皖山，也就是天柱山，以雄、奇、灵、秀而著称，在《史记》中就有了汉武帝封天柱山为南岳的记载。丁丑年春，我曾随《皖赋》摄制组前往潜山寻找安徽的源头，于落日辉煌之中，看见春季的皖水泗漫无边，缭绕着从皖山下流过。

其时三皖大地，美得无以诉说。

文化·圈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从北向南有序地排列，首先进入安徽版图的，是一望无际的皖北大平原。平原缓缓推移，至淮河以南，渐成起伏跌宕的丘陵。这里是平原向高山的过渡，丘陵如波涛般奔涌而至，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终于，大别山脉在安徽的西部隆起，而伟大的黄山山脉，也逶迤于安徽的东南。

这片土地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有大小六百多条河流。淮河、长江、新安江是三条大水系，此外，还有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巢湖。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有一条狭长而平坦的原野，俗称江淮地带。这条狭长地带之南和之北，分别被人们叫作皖南和皖北。在这里，河流是一种有力的划分，它最终形成文化圈的概念。“文化圈”是已故学者欧远方的提法，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点，安徽境内形成了淮河、皖江和新安三大文化圈。在圈内，人们有着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近的习俗、脾性，甚至使用相同的语言——方言。

这就是文化，以及文化辐射出去的“圈”。

结识一方土地，须以虔敬的心灵融入一方文化。认知安徽，必在心灵的世界里感受欧老所说的淮河文化圈。

英雄·谋略

但真正让亳州名扬天下的，还是三国时期的曹操。三国是一个出将入相、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各路英雄和奸雄、志士与谋士，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你不得不承认，笑到最后的，是那个名叫曹操的人。

曹操逐鹿中原，争霸天下，一直是以他的家乡为后方基地，因此在亳州，有关他的遗迹有很多。东观稼台、西观稼台、拦马墙、运兵道……但是当今天，我们真正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发现很多遗迹都找不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将昔年的喧哗淹没。记得那一回，我在东观稼台的草丛中，抓住一个放羊的孩子，问他知不知道曹操。他用力挣脱我的手，大声说：不知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羊们正卧在衰草之中，温和地看着我。

羊们不知道，在三国古战场，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你死我活的争夺。它们更不知道的是曹操的专权，以及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曹操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一演再演，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模式，因此在京剧舞台上，曹操又被人们叫作白脸曹操。白脸代表奸臣，还有一层谋权篡位的意思。

在曹操幼年读书的义门镇，我曾听他的乡亲，用高亢入云的河南梆子，演唱他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曹操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反面人物，又奸又曹。在这里，“曹”就是曹操的曹，用以形容一个人的奸诈。这是亳州方言，在当地使用频率很高。在亳州北关著名的花戏楼上，我还看到过十八出重彩描绘的三国戏文，其中有一出，就是击鼓骂曹。由此你也可以知道，在曹操的家乡亳州，他的名声并不怎么好。

在夏天的晚上，如果有风，矮得只剩下一尺多高的拦马墙上，会坐满老头儿。天上星河灿烂，身边涡水粼粼。一般这样的时候，老头儿们都会津津乐道地戏说三国。这时他们的乡党曹操，就由一个历史人物，彻底堕落成为一个反面角色。

但鲁迅有一次说，曹操是一个英雄。而究竟如何，很难评说。

干戈·美人

来到此地，总会想起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虞姬。于是，沿宿泗公路往东，出灵璧县城七千五百米，在公路边我看见美人虞姬的坟茔。江淮地处中国的南北之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许多著名的战争，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战争——楚汉垓下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以及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都发生在这里。

但干戈与美人相关，唯有垓下一役。

美人死去的那年，也不知芳龄几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曾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项羽为其作《垓下歌》的常年追随项王于军中的女人，一定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否则哪有“虞美人”之称？我到达垓下的那天，是一个阴寒的下午，发生于两千二百多年前的那场恶战，早已是烟消云散了。昔年千军万马十面埋伏的垓下古战场，只剩下袅袅悲风，无限倦阳，一个农民，在大片的原野上，侍弄自己的麦田。

说起来西楚霸王项羽，那是一个何等英雄的人物啊！二十四岁起兵，身经七十余战，威霸天下，名震四海，最后却惨败在了垓下。垓下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失败而成名的英雄。淮阴侯韩信将兵三十余万，合围数千重，此时的楚军已是兵弱粮尽。这是己亥年的深冬，项王掀帘出帐，信马由缰。那一夜垓下的月色，一定是清丽绝俗，如同身边随侍的虞氏美人。周围暗沉沉尽是汉军营垒，灯火错落，刁斗无声。后来不久，就有楚歌自四面传来了，项王惊问：难道楚军已经全都投降了吗？为什么四面都是楚之歌声呢？随后他返身入帐，坐下，与美人同饮。楚歌仍如潮水般从四面涌来，滔滔不绝，入耳惊心。项王不由得就怆然泪下了，他说虞姬啊虞姬，难道天要亡我了吗？虞姬站起来，缓缓拔出腰间的佩剑，翩翩起舞。她且舞且歌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是美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天地间涌动着一股艳美凄绝的气氛，英雄末路的西楚霸王项羽，再次泣不成声。后来，美人虞姬就仆地而亡了，鲜血将垓下的土地染成鲜红。此后不久，人世间就多了一种花，名叫虞美人。

明·中都

“明”是明朝，“中都”是朱元璋的凤阳府。这是江淮大地的又一个传奇。当我第一次站在凤阳中都古城的城墙下时，我很难相信它曾经是一座比北京故宫还要雄伟壮丽的皇城。一些高大的箭堞和城堞，都已成了残垣断壁，曾经异常华丽的宫殿群，也都坍塌成一片瓦砾了。那时落日正照进残破的午门，仿佛历史意味深长的目光。不见了，殿宇连绵、金碧辉煌的一切一切；都不见了，能够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唯有一方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盘龙石础。而当我们找到它时，它正陷落在一口水塘当中，有农妇蹲在上头洗刷，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而远处，曾经华美高大无与伦比的中都午门，正将它残断的身躯，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

那一刻我的心中针刺一般疼痛，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沧海桑田。传说中的麻姑，有一次从东海边路过，看见从前涨满海水的地方，已经成为陆地了。她没有惊讶，她已经几次看见大海变成桑田。但那天，站在凤阳城墙下的一个庄户院里，看着那些遗落在猪圈旁、草垛下的宫中石雕，我还是感慨万千。当年为了营造这座超豪华的皇城，这里聚集了上百万的劳工，那时驿道上昼夜奔驰着的，都是前往凤阳的车马。朱元璋是希望在他的家乡，设置一个超级凤阳府，辖区包括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四省中的十二府二十三个县，差不多将整个淮海流域都划了进去。为了扩充中都的人口，他从江南富庶地带强行迁移来二十万编民。这些人来了后，不堪忍受连绵不断的水旱蝗灾，在年年返乡祭祖的路上，大唱攻击朱元璋的小调，凤阳花鼓就这样诞生了。“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从此，凄凉的花鼓调传遍了大江南北，凤阳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天下最贫穷的地方。

明朝的皇帝，大多非昏即庸，只朱元璋和朱棣，可算英明之主，又都好大喜功，不顾民间疾苦。所以明王朝是一个惨痛的王朝，尤其是晚明。而这个王朝，最初就是在凤阳这片土地上发迹，在皇恩沐浴下，凤阳名满天下，喧哗一时。在夏季的傍晚，老人们给孩子们讲古，最常说的是，早先哪，咱这里出过一个朱皇帝。正是夕阳西下时候，有农人牵着牛从城垛下走过，废弃的城墙，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它残断的缺口，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缺憾。

徽文化·商

徽州的男人，大都外出经商。徽州山多地少，人口稠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此造成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此形成了一支与晋商相抗衡的强大的商业力量，史称徽商。明中叶之后，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又多是盐商。明清之际，江浙有大盐商三十五名，其中二十八名是徽商。明中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风俗由纯朴趋向奢侈，城市中弥漫着浓重的享乐主义气氛。而这一变化，与徽商在淮扬一带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几百年，以它雄厚的财力物力，滋育出灿烂的徽州文化。徽州六邑，宗祠遍布，并且是当地最宏伟华严的建筑。而和祠堂一起蔚为壮观的，是高大而造型独特的牌坊。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都是些贞节牌坊，而是包括一些功名坊、仁义坊、科第坊、百岁坊，等等，几乎表达了徽州人全部的伦理观、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拥有徽州这样数量众多的牌坊，它们和祠堂、书院、古民居一起，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建筑风貌，并上升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徽州文化表征。

如果没有众多的富商大贾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徽州不可能建造起这么多宏伟的宗祠、书院和牌坊。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徽州地区在徽商鼎盛的那一历史阶段，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都达到了当时我国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比如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派经学、新安理学、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画派、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水口等等。而这一时期，徽州的自然科学、数学、谱牒学、方志学，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富有特色。徽剧和徽州菜系的诞育与形成，更是与徽商奢侈的生活方式有关。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的丰厚经济基础，将古老的徽州文化一步步推向了辉煌。

桐城·书

在安庆的北部，古“桐国”的桐城，接江趋淮，河埠陆驿自古车水马龙，素有“七省通衢”之称，这便是皖江。皖江文化以桐城为中心，而在清代，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桐城自古文风昌盛，早在明代中叶，就已形成结社讲学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皖江一带文化的繁荣。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魁、姚鼐，等等，都是桐城人。戴名世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清廷诛杀的，他的死轰动一时。明清易代之际，民间修史风起云涌，戴名世希望能在混乱杂芜中，保存亡明的史实，在这一点上，他的勇气和识见，都和司马迁有相似之处。

戴名世为桐城文人，建立了入世的学术。他后来以《南山集》蒙难，一同蒙难的还有他家族的老少几百口。传说他们是被淹死在他老家红庙清水村的水塘中的，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把这口塘叫作鬼塘，据说在阴郁的傍晚，这里会传出妇女的哭泣声。

1998年的早春，我冒着霏霏细雨，曾去寻找戴名世的墓地。在无边的菜花中间，这个一代史才的墓园，显得格外冷清。与戴名世交往密切的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也被打入刑部大牢，他因此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狱中杂记》，而牢狱之灾使他的文字洗练苍劲，风骨凛凛。这以后他才能对在东厂监狱受尽酷刑的左光斗，有了深切的理解，也才能写出在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篇章《左忠毅公逸事》。

桐城从这时起，便注定要成为一座名城；中国文学史上，也注定要有一个新的古文派别产生。

李鸿章·淮军

在中国历史的绵绵长河中，变革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是19世纪的下半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各种矛盾交错而至，而合肥李氏，则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崛起的特殊人物。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在列强环伺、国家积弱之际，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古老中国的威胁。他因此鼓吹“穷则变，变则通”，其“变局观”比康有为、梁启超都早。他后来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诸如工业、交通、矿产、教育、军事、外交等等，办了很多实事。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为“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西方则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李鸿章在后来的历史中，却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这是因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后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甲午惨败以后，李鸿章以特命全权大臣身份赴日谈判，虽然挨了一枪，还是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怒，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谴责下，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但更大的耻辱还在后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局势由是大乱。朝廷于是再次让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千里迢迢从广州赶来收拾残局，签订了更加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签过这个赔银四亿五千两、空前屈辱的条约后两个月，李鸿章就吐血而亡，死前双目炯炯不瞑。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来，毛泽东说到李鸿章，如此评价说：“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这是说他生不逢时，清政府的这汪浅水，载不动李合肥这艘大舟。同曹操、朱元璋一样，李鸿章也是战争不断的江淮大地上陶冶出来的枭雄。这里后来又出了一个段祺瑞、一个倪嗣冲，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皖派政治人物娴熟于权力场生死博弈的非凡政治手腕和组织才能。我站在合肥步行街修缮一新的李氏故居前，不由得感慨万千。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由军事走向政治，由地缘性集团成为全国性集团，改变着中国近代政治的格局，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李氏自己，也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一个盖棺百年仍然不能论定的人物。

五四·陈与胡

“五四”前后的中国，是一个风雨如晦、思想激荡的时代，而发起并领导了最能代表那一时代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是两个皖籍人物：陈独秀与胡适。

多年前的五月，阳光明媚的五月，我曾奔走于安庆市的大街小巷，寻找陈独秀的诞生地。但是后来当我终于找到安庆北门后营时，才发现百年多风雨，已经将过往的一切，都吹打得无影无踪。那竖着“陈延年、陈乔年故居”牌子的地方，可以肯定曾是陈独秀的故居，但现在，它们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虽然，延年和乔年都先后为革命献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惊险和坎坷，并且变幻莫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时期，陈独秀就曾两次被捕，八次遭通缉，四次流亡日本。而这以后更是大起大落，让人不忍评说。他一生的经历，为中国近代史所罕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为复杂离奇的人物。

但是《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是多么光彩夺目，才气逼人啊！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等，都先后聚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之下，向传统的腐朽的旧文化发起猛烈进攻。被誉为吹响白话文运动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即是发表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随之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是对胡适的声援。这两篇文章，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陈独秀和胡适，都不是文学家，之所以提倡文学革命，是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为新思想凿开一条传播的渠道。这场思想运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此后才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毛泽东。

所以陈独秀、胡适二人，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安徽共创造过两次大的辉煌，一次是先秦，老庄将深邃旷达的哲思，融进我们民族的思维；一次是“五四”，以陈独秀和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将青春的血质，注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这个古老国度，焕发出青春。而有了他们的努力，中国才有可能打破单一的文化传承格局，将20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

《红豆》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