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总述：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概貌

第一章 从文学史研究到文论研究

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介述始于19世纪初，经约二百年的发展与积累，相关研究已可用“蔚为大观”称之。揆其总体进程，初期还只是被包含在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而文学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也并未被视作独立的学科，只是被裹挟在更大的汉学研究范畴之中，这些都决定了早期对中国文论关注的有限性及其可能呈现的一些特点。20世纪50年代之后，文学史研究始从汉学中分化出来，文论研究也受到更多瞩目，并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文学史研究中脱胎而出，走向昌荣。虽然到目前为止，尚不能以“学科”称之，但也已渐次形成了独特的言说谱系。对文论研究演变史的考查，首先便应当关注其形成的路径，即其作为一种言说的形态与谱系是如何及在怎样的语境中构型出来，并最终被视为一种确定的知识范型去加以凝视与表述的。

一、英国的端绪：20世纪前的研究

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的介述始于英国，这与英国在作为殖民帝国的时间坐标上的位置有关。虽然一些中国典籍在17—18世纪已传入英伦，但几乎无人能够阅读。19世纪初，大批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员、商人与旅行者进入中国。他们不仅带回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与图书资料，也开始加强对汉语文学、中国知识与社会状况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前汉学”时代。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自发、零散的形式来表现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并没有固定的学科专业职称，几乎都是“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专家，研究所用的图书与资料也多依赖于自己的收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艾约瑟（Joseph Edkins）、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Thomas Wade） 等无不如是。早期的这种自发性研究往往具有初阶性，偏向于资料的编辑与情况的描绘，除了少量撰述以外大多较为表浅。但也有一些好处，即不受某一专业的规训与限制，可以将中国学作为整体来观照与研究，而这种特征，直至20世纪中叶，也一直影响着英国汉学的基本间架与研究向路。

随着汉学课程及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置，亚洲学/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性研究刊物的创办，英国汉学始被纳入组织化与建制化的程序之中。1825年成立的伦敦东方语言学校（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是英国国内第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由牧师基德（Rev.Samuel Kidd）担任的汉学教席（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45年，伦敦国王学院始设与伦敦大学学院同名的汉学教席。1875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Chinese），并荐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出任此职。1888年，剑桥大学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第一位汉学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威妥玛。大学教席的设立标志着专业化汉学的出现，从而将汉学研究推向了新的轨道。当然，还不能高估这些教席在早期汉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能断言在大学体制以外就不存在汉学研究。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两种轨道依然并存，即自发性研究与体制性研究平行发展的状态。19世纪初至20世纪早期的那些著名汉学家，基本上仍是在学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在获得较高成就之后才受聘担任大学教授的职位，甚至直到1920年，牛津大学在聘选第三任汉学教授时，还是相中了此前长期在中国底层从事传教活动并有丰富著述的“业余学者”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再者，从早期汉学教席的名称上看，所谓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或“professor of Chinese”虽然是依据基础教学的规划来设计的，但并非狭义的学科称谓。除了当时的“文学”概念与后世狭义的文学概念有别以外（可见后文），另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荣膺此教席的著名学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苏慧廉、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等，主要成就虽与汉语研究有关，但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学研究，而是均有广泛的学科兴趣与造诣（又以汉语研究、辞典及目录编纂、宗教学、政治学与文明史研究等为主）。一部分汉学家翻译了一些文学经籍或写过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但那也仅是他们全部“汉学”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当然，从总体上看，英国早期的汉学框架中也出现过许多涉及中国文学的文章。例如，1832年创刊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8年创刊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年创刊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均有此类载文，其中又以作品翻译与对文学史的简介为主，这也与此期汉学研究的大体水准是相当的。在大约整个19世纪，以著作形式对中国文学进行集中与系统论述（并以此为题）的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即德庇时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30），苏谋事（James Summers）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道格斯的《中国语言与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1875），伟烈亚力的《中国文学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1901年出版的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我们也可从中一窥此期英国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况。从各杂志的载文来看，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75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一文，在研究中国诗学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以上几位撰者均属英国汉学史上的名家。

德庇时无疑是早期对中国文学肆力最多的学者，除几种泛义的中国研究著述以外，他翻译与编辑了数种通俗文学（如小说与戏剧）作品，并在这些选本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其中又尤对汉字与汉诗的构成特征有深入的探究。例如，在《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一书的引言中，他居然撇开小说问题，长段地论述汉字字符的特点及声韵反切之学。其《汉文诗解》刊发于1830年，是英国汉学史上首次评述中国诗学的专著。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诗律（versification），也就是“在诗行、对句与段落中通行的特殊规则，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促成汉诗旋律与节奏的”；第二部分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汉诗的风格与精神，其意象与情感的特征，并通过参比欧洲文学中采用的区分与命名法（nomenclature），对中国文学做出精确的分类”。为了理解汉诗诗律的特征，德庇时从汉诗的发声（sounds）、声调（tones or accents）、诗节与音步（poetical numbers or measure）、规律性停顿（pause）、尾韵（terminal rhymes）、句子的对应法（parallelism of couplets）六个方面展开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对应法”（parallelism）概念的解释。此概念原为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斯（Bishop Robert Lowth）在研究希伯来圣诗的诗律时总结出来的，并以为可以更细地分化为“同义对应”（parallels synonymous）、“对反对应”（parallels antithetic）、“综合对应”（parallels synthetic）三种类型。德庇时借此解释汉诗及其与欧诗的异同，以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像中文那样对之有透彻的贯彻，并以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 从总体面貌上看，《汉文诗解》是一部从汉语构成法的角度探讨中国诗学的理论性著作，虽然也译出了一些汉诗，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而是作为诗学理论的附证间入其中的。同时，为了更有效地解释汉诗的规律，德庇时在著述中大量地采用了比较的方式，取欧洲诗歌，当然更多的是英国诗歌的作法与汉诗进行对比。因此，该书也可被看作英美汉学领域中首部比较诗学的著作。在涉及中国诗艺的特征时，作者尽管没有引用传统的中国文论说辞，基本上是从个人研读中国诗歌的体会中概括出来的，但这些概括却又没有停留在文学史的层次上，而是触及了那些潜藏在文本之中的组构性观念，因此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德庇时从汉语特征入手的诗解对英美汉学中的文论研究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并形成了持久的传统。就近而言，麦都思那篇出色的论文，在以英国诗人雪莱《为诗一辩》等提出的原则来阐明中西诗歌在表达诗与现实、情感关系上的一致性之后，即几乎是用德庇时的“对应法”切入对汉诗特征的解释，同时也做了一些更为丰富的论证。

苏谋事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后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第二任汉学教授，也是庄延龄的老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当是其在国王学院的课程讲义，大部分篇幅放在对汉语构成规则的说明上，意在为汉语初学者提供入门的向导。而将语言作为东方学研究之起点与基础的路向，也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述学模式。苏谋事详细分析了汉字的构成，即它的单音节词（monosyllabic）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特征，并认为由此构成了汉字与欧洲文字的重要区别。既然如此，“要想深入一种语言的精神中，发现它的美感，领悟当地人在聆听此种语言时的感受，那么就有必要接受本土化的教育” 。书末，撰者以“四部”为框架，简单地介绍了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的概貌，并十分简略地述及中国的通俗文学（light literature）与苏东坡、李白等中国文学家。道格斯是继苏谋事之后出任国王学院汉学教席的第三任教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一书的副标题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可知与苏谋事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一样，出自课程讲义，并在结构安排上近似。第一讲介绍“中国的语言”，涉及汉字的特殊构造；第二讲讲述“中国的文学”，篇幅要远多于苏谋事的著述，并取之与欧洲的文学做了广泛的比较，显示出一些独特的洞见。其所谓的“文学”概念也与苏谋事近同，包含整个“四部”的范围（另再稍附加上戏剧与小说），尤其是提出儒家早期经籍（“五经”与“四书”），即“圣书”（sacred books），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个主干”（the mainspring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从特殊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看法。

伟烈亚力以擅长文献著称，著有《来华新教传教士传记与书目》（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a，1867）等。他的《中国文学纪略》是汉学史上以目录学形式出现的一部名著，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古代经书、史籍、哲学著述与“纯文学”（belles letters）的典籍，也正好合于四部的编排。书前有总述，然后是抄录书目并做出简注。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现了“纯文学”的概念，当与泛义的文学概念有所区别。其实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并不等同于纯文学，因此还是存在概念上不对位之处，其绍介也只能扩展至所谓的纯文学之外。另一比较特殊之处是伟烈亚力还为“诗文评”（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单列出一节，并在节前撰有一段简要的评释，以为早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是自由与自然的，而后逐渐形成了某种“惯则”（conventional form），进而发展为一种严密与有限定性的常规与诗法，成为一些著述所谈论的主题，并被称为“诗文评”。虽然这些评述在目前看来更多地带有遗物的价值（antiquarian value），但可以借此理解中国诗人的创作，因此也是重要的。上述一段论述，可看作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最早的概念化表述。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伟烈亚力仅仅是从四库总目中摘录了一些书目而已。从其（因为受篇幅限制）首先著录《文心雕龙》，但却跳过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等作品，而直接续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来看，他对这一领域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研究。

翟理斯长期担任涉华外事官员，著述范围很广，对中国文学的介述仅是其兴趣的一部分。史称其著为首部文学史，这不仅在于其书的标题首次以“文学史”命名，也在于它呈示的章节容载了一个有序演进的文学史的完整框架（从远古至近代共八章），涵括了甚为丰富的内容，克服了零散性、随意性，使得知识的系统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次则，不再将文学史的绍介作为汉语教学的附证性说明，而是将文学史作为独立演化的系统予以论述。与之同时，不像苏谋事、道格斯等人那样主要以儒藏的编排方式来安置文学的归属，过度夸大儒学对文学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庄学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为其与前者形成了某种冲突性的关系，为此而将中国文学史构建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书写系统。当然，翟理斯关于文学的界义仍比较宽泛，文学批评及其与文学史的互动也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即便述及那些有丰富文论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韩愈、苏轼时，也不曾稍稍顾及他们的文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唐代文学时，翟理斯却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并认为这部作品“在批评家的视野中占据比较高的位置”。虽然翟理斯仍然是将司空图之作当作诗歌而不是诗论看待的，然后来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还是将他的翻译之举视为撰者对中国文论西传所做的重要贡献。

19世纪，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上，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要点。首先，对中国文学知识了解的冲动只是早期汉学家整体汉学认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汉学的系统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识与取向，介绍的许多内容也多带有选择的偶然性。而且他们所谓的“literature”主要是一个泛文学的概念，这当然也会影响其对学科知识的界认。其次，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从汉语文字与音韵的角度入手，这与早期汉学家的入门法径及实用取向有关，以至于对文论（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些察知也集中在这一维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面的开拓。最后，虽然中国文学自孔子以后即很难排除批评意识对书写的影响，文学史始终是与批评史的活动相伴的，但是在英国早期汉学家的文学史介述中，很少涉及这一层面。他们中的若干人虽也曾通过文学史及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对中国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些发微与阐述（已在前文中梳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文论”的成分，但对更为理论化的批评学言述却甚少触及。就此而言，即便是从宽泛的角度看，此阶段对中国文论的认知尚处在十分懵懂的潜伏阶段，萌动的蓓蕾被包裹在意义泛化的文学史苞片中，尚未绽放。

20世纪，随着学院制的扩充与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国的汉学有了递进性的发展，并出现了一批鸿学硕儒。在文学研究方面，著名者有从事综合汉学而兼及文学研究的翟林奈（Lionel Giles）、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杜德桥（Glen Dudbridge）等，也有专治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等。然而由前现代奠定的研究模式对后期英国汉学仍具明显影响，综合研究始终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使得文学研究只能在此大格局的狭缝中生存。这种窘况既使文论研究难以受到关注，同时也因理论思维的匮乏，加之方法的滞后等，使文学史研究多流于表象的梳理与考订，缺乏更多的阐释层次。在整个20世纪中，英国方面可举出的文论研究实例很少，甚至如修中诚所撰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1951），也还是他最后赴美教学之后的产物。这也导致有些颇富潜力的学者转教美国，如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k Dewes Hannan）等，并在后来也都被纳入美国（而非英国）汉学家的名录谱系之中。与20世纪中期后大放其晔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相比，英国方面的研究的确有显单薄，由此我们也需要将视线转向北美（并在必要时连带英国）。

二、北美的文论研究：一条渐次成型的轨迹

将英国与北美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汉学整体来考察是很正常的，这首先是因为两大区域所使用的语言是一致的，信息的传播不需要任何翻译手段的中转，同时也在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两地在族性文化上的相近度及其他多方面的紧密联系。具体地看，英、美两国在华的传教事业（对汉学有重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以互助的方式展开的，即便如1832年面世的《中国丛报》，也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英人马礼逊的指导与支持下创办的。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对该刊20年间的供稿者的考察中甚至发现：“杂志撰者的名单其实就是一份当年在华英美汉学家的名单”。两地的密切关系也见于学院式研究中，从一开始，英美学者之间就已相互参阅与援引对方的成果，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似乎并没有任何可以介意的屏障。两地学术成员的相互资学与职位流动也是常事，可举较近的几例说明之。例如，对费正清（John Fairbank）确立其“中国学”研究方向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位重要人物便是当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英国教授韦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与费氏赴牛津就学期间对其直接指导的霍斯·贝洛·马士（Hoses Ballou Morse）；儒莲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flug Dubs）在1947年被聘任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遂进入英国汉学家名录；中国文学研究名家韦利的学生白之、韩南在20世纪60年代都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去了美国执教。当然，这些也仅仅是一些例说，两地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等的交流在实际情况中还要密切得多。

美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帝国，与中国的接触比英国晚。这也决定了其汉学起步会落在英国之后。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诚如一些学者已指出的，在19世纪，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汉学更多的是效仿英国发展起来的，这反映在汉学的基本构架、思路与方法等方面。加之许多重要的汉语文献已被英人迻译为英语，也为美国学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以此而言，至少在19世纪，美国汉学在文学史译介等方面没有太多可述者。以中国文学为专题的著述目前可见的仅有传教士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所撰的《孔子与中国经典：中国文学读本》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1882）。此书前两章介绍儒家的史书及“四书”，第三章介绍了十几种儒家书写的文体（含短文、碑志、谚语、格言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大致可归为一种专题性介绍。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dom，1848）中所设的“中国的雅文学”一节，以“四部”为名逐节分述，并列举了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庇时对汉文诗歌、小说与戏剧的英译情况。丁韪良（William Martin）兼涉文学的汉学著述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与文学》 （The Chinese：Their Education，Philosophy，and Litters，1881）、《中国知识，或中国的知识阶层》 （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两书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均将笔墨集中在对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介述上，并将文学作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这与丁韪良长期担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席的职务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他又称这些文字为“Hanlin Papers”（翰林文集）。丁氏两书的文学介述部分有许多重复之处，并多聚焦于对各种书写文体（如诗歌、散文、书信、寓言等）的分类描述上，目的是使西人对中国文学书写有初步的了解。比较特殊的是丁韪良的叙述有三处提到了孔子的诗学观，也可看作美国汉学对中国文论的最初援引。从中也可见，无论是卫三畏还是丁韪良，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介述都是被安置在整个大汉学谱系之中的，并没有显示出对文学的独立关怀，因此也不可能进行深入与专业化的研究，这与早期英国汉学的知识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文学史与文论史（广义的）之间存在紧密的互涉关系。但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更为显著。这是因为文学批评与理论的思维客体便是文学活动，无文学的活动，也就无所谓有关文学的批评与理论。与之同时，文学作品是普遍可赏的，而文学批评与理论则属于更为智识化的活动及对深层规则的解释，有赖于更为专业化的投注。也正因此，几乎所有民族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均是从文学史（作品）入手的，走在对批评与理论的研究之先。在汉学发展的早期，英美对中国文学一般知识的获取尚处初步的阶段，自然也很难对之做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此而言，对文论史的关注，首先有待于文学史研究的展开、成熟与深化，而这进而又有待于文学史研究能够从大汉学的框架中分化出来，借此获得更为明晰的学科界认，并趋之而入能够精耕细作的专业化轨道。当然，从北美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的繁兴，既与一般的规律或趋势有关，比如汉学（东方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国家机制（包括民间基金会）的重视与扶持，文学学科的建立及文学研究成为民族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等；同时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数量可观的华裔学者的介入，加强了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东南亚中国学研究的互动等。正是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促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北美的勃兴。

需要在此对美国创作界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做点解释。这种吁求主要集中在对汉语诗歌的引介与摹创上，出现过以“东方精神的入侵”为话题的两次浪潮，即20世纪初发端的以庞德（Ezra Pound）、洛威尔（Amy Lowell）、陶友白（Witter Bynner，宾纳）等为代表的“意象主义”（Imagism）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王红公）、斯奈德（Gary Snyder）等为代表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运动。其中，威廉斯跨越了两拨浪潮。

两次汉诗推进运动通过译诗、论诗与仿诗等，在美国诗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有学者对之做出详尽的讨论，可暂且不论。然而扩展地看，这两次运动也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需要做出重估。首先，两次运动翻译了大批的汉诗（也包括学院派的译诗），展示了中国文学奇迹般的创造力，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这当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与提升北美场域的文学史研究意识。从随后的研究来看，美国汉学界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诗学领域，也可看作与受到两次汉诗运动的感染与启发有关，甚至表现为对汉诗运动的一种侧面接应（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汉诗运动推崇的那些诗人，如陆机、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元稹、寒山、苏轼、杜甫等，也恰是后来美国汉学界选择研究的重点人物，并在较长时期内成为英语世界拟构中国传统诗史的参照标准之一。其次，汉诗运动将对中国诗歌的理解集中在具有突出审美特征的文字意象（前一波）、禅道诗境（后一波）上，也对汉学界文学观念的转换有一定的影响，即相比过去对文学谱系的宽泛把握而更收缩了文学的界义范围（也与美国20世纪初以后的文学观念转换恰好合辙），使“纯文学”的概念能够逐步从泛义文学的概念中游离出来，直至确立牢固的地位。最后，无论是意象派诗人还是禅道派诗人，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读”出了汉诗中所蕴含的诗学内涵，并用偏于感性的方式对之做出了提炼与总结，如庞德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ic method）等。这些虽然还属于“文学观念”的范畴，但为汉诗诗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并启发汉学界沿此对中国文论做进一步的探究。关于后一点，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第一波浪潮期间，张彭春（Peng Chung Chang）受美国著名批评家斯宾加恩（Joel Elias Spingarn）的约请，翻译出了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两小节，这也是因为严羽这部著作的思想取向被看作与汉诗运动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尽管，此时对文论的涉入还是属于附带性的。汉学研究界受到了汉诗运动直接影响，这方面可举的例子非常多。例如，著名的陶诗与文论研究者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便是因年轻时受庞德英译汉诗的感染才决定选习汉学的；汉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20世纪60年代译出了在第二波运动中被推为桂冠诗人的寒山的百首诗歌，1951年译注陆机《文赋》（Rhymeprose on Literature：The W’en-fuof Lu Chi）；20世纪60年代撰写出《〈诗品〉作者考》的方志彤（Achilles Fang），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庞德；叶维廉（Wai-Lim Yip）不仅是第二波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专门撰写了《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Ezra Pound’s Cathay）一书。这也带动了他对与运动趣旨相一致的中国文论研究。大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学家热衷的汉字“意象”研究、汉字声律说研究等，同样是在承应早期意象主义叙述（并引入了新批评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开始升温，不仅摆脱了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而且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之后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汉学的中心，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专业方向也初步得以确立。刘若愚（James J.Y.Liu）1975年发表的《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当前的发展，流行的趋势与未来的展望》（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Recent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s）一文，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汉学发展景观做了描绘，其中包括专家学者、出版物与会议等大量增加，英语成为主要的工作介体。就具体的情况来看，首先，研究范围扩大了，从早期的以诗、赋、古文、骈文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扩展到三千年来的各类文体，原先被忽略的词、散曲、杂剧、文论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其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文学研究已逐步构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隶属于传统汉学。关于后面一点，经我们考察，在1975年之前，北美地区的文学研究名家除少数几位，他如华兹生、海陶玮、陈世骧（Shih-Hsiang Chen）、白之、夏志清（Hsia Chih-ching）等，及声名初显的韩南、刘若愚、叶维廉等人，均将文学作为毕生研究的专业目标。这一趋势在1975年之后就更为凸显了，学科细化的进程已成为研究常态，学科发展的驱力大大加强。为此，在20世纪60年代，学界也出现了数种较大跨度的专门研究（如华兹生的三种著作），及用英文撰写的文学通史类著述与研究辑本。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三种文学通史即可看出，尽管叙述上还比较表浅，但其梳理均已明确地集中在狭义“文学”的概念上，与早期英人的文学史撰述理念已有较大区别。

也正是在学科独立与文学史研究升温趋势的带动下，北美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也开始被纳入研究的日程，当然也可将此视作文学史研究深化的副产品。这也因早期进入该领域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从文学史研究起步而兼治批评史的，甚至包括后来以文论史研究鸣世的刘若愚等人。据涂经诒（Tu Ching-I）回顾，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重要译著与论著。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就翻译来看，典型的文论著作，如陆机《文赋》、钟嵘《二十四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均在此期被译成英文（有的还有多个译本），并有了相当一批与之相关的专门性评述与研讨。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海陶玮、陈世骧、方志彤等人的文论研究也已达到一定的深度。20世纪60年代之后（至1975年），除了原来的研究者继续在这一领域上耕耘，新的研究者也开始涌入这一伍列。此期专著还甚少见，但论文数量已大为增多，涉及批评原典、批评家、批评观念与概念等方方面面。另一新的现象是出现了以中国文论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英国方面也有介入。这些早期的学位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麦大维（David L.McMullen）的《元结与早期古文运动》（Yuan Chieh and the Early Kuwen Movement，1968）、黄兆杰（Wong Sui-kit）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69）、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的《传统与综合：诗人与批评家王士祯》（Tradition and Synthesis：Wang Shih-chen as Poet and Critic，1971）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中坚。从1971年开始，台湾地区淡江大学创刊国际性的英文版《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也为此期美英汉学家（尤其是华裔学者）拓展了刊发文学研究论文的空间，其中就有不少重要的批评史研究论文发布于此。通过检索其1971—1975年的目录，可知陈世骧、刘若愚、叶维廉、黄兆杰等华裔汉学家的一批标志性成果即首刊于此。

在此之际，另外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5年在《唐研究》（Tang Studies）上发表的纪念傅汉思（Hans Frankel）的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根本性嬗变的时期，而傅汉思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使他的学生们认识到，这个领域除了重要的汉学家之外，是由欧洲和美国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所构成的”。在这一叙述中，我们见到了一个触目的字眼——“理论”。其实早先的批评史研究本身也是面对理论的，那么宇文所安说的这一理论必有所指，即用西方理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学、文论等。如实地追溯这一进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发生的一些理论转向主要还是用某些西方文论来诠解具体的文学史与批评史文本。例如，傅汉思1964年撰写的《曹植诗十五首：一个新的尝试》（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n：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即已尝试摆脱以“生平和人品”论诗的旧套，将新批评的概念与方法用于解释文本。在其1976年出版的《梅花与宫闱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中，这种用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进。在小说研究领域，韩南也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些有限度的尝试，比如在《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一种批评理论概观》（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一文中，即以“全知视角”（cards-on-the-table omniscience）、“选择性全知视角”（Selective omniscience）等叙事学概念论析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语态”。用各种西方理论话语分析文本的做法，至20世纪70年代开始蔓延于文学研究界，高友工（Yu-kung Kao）与梅祖麟（Tsu-Lin Mei）在1971年合撰的《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一文中，已能 熟稔地用符号学、结构主义语义学及新批评等大量西学方法来分析唐诗，进而从形式层面厘定出了中英诗歌之间的差异，产生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效果，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此以后，像新批评惯用的“悖论”（paradox）、“反讽”（irony）、 “谬误”（fallacy）、“含混”（ambiguity）、“张力”（tension）、“修辞”（rhetoric）等术语，大规模地进驻汉语诗学的研究领域，而有些看似相对旧一些的术语也经重释之后被纳入新的“细读”体系中，并被用于汉诗的研究。例如，余宝琳（Pauline Yu）便基本上是通过借助一组西方文学批评的用语，如“寓言”（allegory）、“象征”（symble）、“意象”（image）、“隐喻”（metaphor）、“抒情诗”（lyric）等，构建起一套中西比较的论述系统的。在小说研究中，浦安迪（Andrew H.Plaks）、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王靖宇（John Ching-yu Wang）等都曾使用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由此在美国汉学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征与持久不衰的研究路向。

在一个总体性的面向理论（或文论）的趋势中，可以总结出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已述的将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述、人物、术语、思潮等作为对象的研究（包括译介），可简称为“理论的研究”，主要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文论研究方式。并以“以史为证”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这是我的概括），在汉学界也笼统称之为“传记式批评”（biographical criticism），一般又多将之称为“批评史”研究。第二种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援用西方文论具体诠解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方式，可简称为“理论的诠释”（已如上述）。第三种是在进行较大规模的综合之后，从一种理论及一套概念的框架入手来建构中国文论的体系，这种方式主要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建构”。当然在实际的运作中，有时第二、第三这两种方式（甚至第一、第二两种方式）间也存在界限不明之处，交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思维及理论的放收跨度有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北美文论的发展呈现出三种路径并行的发展之势。就时序上来看，上述的这一前后交替进程也显示了文论研究日趋“理论化”的轨迹。我们注意到涂经诒在归纳这些模式时，还加上了一项“文类研究”（genre theory）。这也是汉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常述及的。文类学固然也属于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如从曹丕至挚虞、刘勰、萧统，再至明代的吴讷、徐师曾、许学夷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描述系统。针对原典的分析常可纳入第一种模式，即“理论的研究”中有些文类研究只是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有一个初步的划分雏形，则可归入文学史的研究中，除非是专对文类进行理论上的辨析或构造，才可归属至后两种研究模式之内（如倪豪士的研究）。因此，将之看作文论研究中一种特例可能更为合适。同时所谓的“比较文论”，也会存在于这三种研究模式中，并可做另外层次上的安排。

第三种研究方式即“理论的建构”，或称“再理论化”的工程，以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的出版作为标志，因此也可将1975年看作第三种范式的确立之年。当然并非此前就没有尝试的迹象，甚至刘氏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已初步透露了某种综合构建的意识，但是只有到《中国文学理论》出版以后，才算是有了定型化的范本。为将自己的研究构造成一种名副其实的“理论”，刘若愚首先从已有的西方文论中选择了两套论述的框架，作为搭建整体性言说的基础，这也就是韦勒克的三分说与艾布拉姆斯的四分法。韦勒克的三分说，即认为可将所有的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种类型，将文学批评看作“实际批评”，而将文学理论看作对更为抽象的一般性原理与规则的研究。尽管刘若愚认为文学理论也有赖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成果，但属于更高层面上的研究。有鉴于过去的批评史研究多满足于事实的叙述，而缺乏系统的阐释，因此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构建出一套具有整体囊括性，同时也对“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中国文论体系。艾布拉姆斯的四分法属于在已经分疏出来的“文学理论”的大概念之下建立的既能对文学的基本要素加以区分，又能给予相互联系之解说的一套学说。这些基本要素包括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并相应地对称于四种理论，即模仿理论、实用理论、表现理论与客观理论。考虑到中西文论之间的异同，刘若愚在经过调整之后将之改造为六种理论，即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与实用论。全书之后的论述也就围绕此六论展开（并以更为丰富的西方文论作为附证），从而最终“结构”出一个逻辑完备、转承优雅的有关中国文论的巨型体系。而根据刘若愚采用的韦勒克的三分法，那么文论研究也就不再被视为文学史研究之下的一个隶属话题，而是与文学史研究具有平行位置的分支学科。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即反映了其欲将文论研究从一种混沌不分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的大格局中区分出来的明确意识。尽管在美国的文学研究场域中，这种学科划分的提法很难获得体制上的支持，但仍颇具观念上的革命性和创新性。

刘若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领域。他采用的方法也与一般理论构造的方式相似，即将宜用的史料从原来的生成语境中抽取出来，分别纳入预设的理论网构中，以一套经过精心设置的概念来带动与统合整个叙述。尽管这一工程很难被仿效，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范式性冲动，必然也会伴随更多的实践，带来扩延的趋势。比如在叙事文学领域，便有浦安迪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所做的各种尝试，其所构造出的“叙事理论”模式，通过持续地援用多种西方批评理论（原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与小说修辞学等），来探察中国叙事文的一般性构成特点，从而在早期小说研究者，如韩南、白之、毕晓普（John L.Bishop）、夏志清等人所惯用的实证主义模式之外，转换出了一条研究新路。王靖宇也在1975年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叙事文的抽象类别或者说叙事文模式。它不是建立在每一种类之上，而是适用于所有的种类。”这个“模式”后来又被概括为“一个有世界性的叙事学”（同于刘若愚的命说）。在比较诗学领域，则有叶维廉的“模子”（models）说，以原型论为基础并设置出各种概念分层，旨在借助一套新的解释原则为中西诗学之融通提供一揽子解决的方案。高友工在完成唐诗的概念化研究之后，甚至对“文学理论”的概念有所放弃（因其偏于形而下），而用更为抽象化、哲学化的“美学”概念来命名与打理自己的学说，遂将陈世骧早期基于文字与具体文本考查而提出的“抒情传统”（Lyrical tradition）演绎为一种带有普遍规则性、文化全涵性、历史贯通性与精神超越性的 “抒情美学”（Lyric Aesthetics）大体系。或如其自云，是一种带有更大整合性的“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也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此间其他用“美学”概念来运演中国文论的事例也甚为多见，如更为年轻的苏源熙（Haun Saussy）、艾朗诺（Ronald Egan）、蔡宗齐（Zong-qi Cai）等。

根据刘若愚的学科分类，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批评”，均当从更大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笼统覆盖下分立出来，因此“批评”/“批评史”的概念也是此后经常被用于文论言述的一个术语。两个概念之间有时是互容的，有时则分界而述。但就趋势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理论意识的强势出线。在1975年前后，“理论”的概念开始频繁地被用于文论的叙述，许多文章的标题都措用了“理论”的字眼。这种影响也见于一些选集的编订。例如，宇文所安1992年出版的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该书虽然批评了刘若愚等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标目从文本中抽取概念以自创体系的做法，但其文集的选目也依然集中在几种理论化程度偏高的古典文本上，明显地是以“理论”而非“批评”来鉴别文本的价值。在仅以专节入选的八位文论家的文本中，就有叶燮的《原诗》，并以为该作在中国文论史上继《文心雕龙》之后，“第一次严肃尝试提出一套全面系统的诗学”。与此观念相对应，过去在原发性批评史上罕被论及的专著《文心雕龙》，不仅成为汉学研究的第一大热门，探者如云（与中国此期的情况也相一致），而且其地位也被提升到压倒其他一切批评性言述的高度。例如，高友工在《中国抒情美学》的长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进步是与对理论兴趣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并终至《文心雕龙》完成了对“总体文学理论”（total theory of literature）的建构。“确切而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讽刺的是，也是最后一部作品。”而该作的力量，源于其试图从总体上处理文学现象的勃勃雄心。早期与高友工合作撰文的梅祖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文论研究时，最为崇尚的两部中西著作分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并均以“体大思精”称之。进而，《文心雕龙》也被作为一种最高的标准用以反思、评判中国文论批评形态之不足，其中加拿大学者叶嘉莹（Florence Chia-ying Yeh）的论述就很有代表性。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她即认为：“除了一部《文心雕龙》略具规模纲领之外，自刘氏以后一千多年以来，也竟没有一部更像样的具有理论体系的专门著作出现”，其他都属“体例驳杂”之作。探其原因，最终可归于中国传统中缺乏西方固有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习惯。即便如刘氏之作，其能成为体系化的煌煌巨著，也还是因于作者受到了外来佛典思维的影响，而其不足，如批评术语的“意念模糊”等，则与其本土性的习惯思维有关。由此推论，王国维的诗论同样呈现出优劣二分的特征。而叶嘉莹最终的结论，则是期盼中国学者能积极借用西方理论的精密工具，打造出本土的文论经典。这种西方逻辑化与体系化文论优越于中国感知化、随机化文论的观念，稍后也在宇文所安等人的论述中得到了高调响应。

三、余论

借助以上的追溯，我们大致可对中国文论研究在英美的展开历程有一个概览。这个历程由两大进阶构成，从外部来看，表现为从大汉学至文学史研究，再至文论史研究的进阶；从文论研究内部看，则又表现为从“理论的研究”至“理论的诠释”，再至“理论的建构”的进阶。两大进阶又共同刻绘出一条文论独立与“理论”自身不断攀升的运行弧线，从而展示出在英美汉学语境中中国文论言说谱系逐渐构型的历史。当然，这种单线式的描述仅是就一种趋势而言的，并不代表实际场景的全貌，也并不等于在某一阶段，比如说在第三阶段上就不存在前两种模式的研究。各种模式仍然有自己展开的进路，并一同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论繁荣。与之同时，批评或理论从文学史中彻底分化出来的提法也只是一种理念的倡导而已，实际的情况更为含混与多样。此外，既然在英美的学术建制中从未出现过“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学科安排（像中国那样），那么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兼治的情况也是普遍地存在于多数学者身上的，文论研究始终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话域”而非独立的“学科”处身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之中。

英美文论研究界的理论阐释与理论建构活动经历二十多年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趋降衰，这与该模式在学理上存在的各种局限及整个北美的学术风气转向皆有关系，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代表的各种新探索在近年的涌现。这也已为许多汉学家所述及，遗憾的是国内反应还略显迟缓，因此在介述时难免出现夸大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研究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理论探索是不重要的，而是应当看到，每一种探索均有自身的价值与历史的必然性。同样，也不意味着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目前的研究所依据的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及被语境的论证有力限定的探索。限于篇幅，关于这一新的趋势对文论研究带来的影响，只能允我在下一节做更为详细的梳理。

1. 德庇时在19世纪初曾曰：“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发展几乎完全是本世纪的事……直到上（18）世纪末，还找不到一个懂汉语的英国人。”John Francis Davis，“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Chinese Miscellanies，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London，John Murray，1865，p.50.
2. 关于这一叙述，可参见Michael Loewe（鲁惟一），“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No.7，1998.
3. 对苏慧廉生平的详细研究，参见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4. 参见上海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另如《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7—1941）等传教士期刊，也有一些相关文章。
5. 此原为发表在1830年的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上的一篇长文，后以单行本形式于1870年修订重版。
6.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撰写的，故权列于此。
7. 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London，John Murray，1822.该书本为有关中国小说等的选集，然在书前有50页的长序“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篇长序除介绍中国小说的特征之外，还在后半部分论述了汉语语法的问题，其中也多涉及马礼逊有关汉语音韵学的论述，并提到沈约的“四声说”。另，德庇时同期关于汉字字符的研究也见“Eugraphia Sinensis，or，The Art of Wri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with Correctnes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1，1827.
8. 参见John Francis Davis，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Reprinted，London，Asher and Co.，1870，p.1.
9. 参见John Francis Davis，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pp.25-28.
10. 参见Water Henry Medhurst，“Chinese Poetry”，The China Review，Vol.4，No.1，July，1875.
11. James Summers，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John W.Parker and Son，1853，p.11.
12. 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London，Trübner & Company，1875，p.76.
13. 伟烈亚力事实上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介绍这一部分时解释道：“Chinese Literature Termed 集 Tscih，may be not inaptly designated Belles-lettres，including the various classes of polite literature，poetry and analytical works.” A.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first edited in 1867；Reprinted in 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2，p.225.
14. 参见A.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pp.243-244.
15. 选编与翻译文学之外，翟理斯其他方面的著述还有Chinese Sketches（1876），Freemasonry in China（1880），Remains of Lao Tzu（1886），Chuang Tzu：Mystic，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889），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1905），China and the Manchus（1912）等20多种，可见其绝非以文学研究为专长。
16. 翟理斯对“文学”的概念有些分疏，比如以“miscellaneous literature”“classical and general literature”两个概念来概括不同的品类，但是“四书”“五经”等仍在其列目中；又如一些更为泛化的著述，如法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和《农政全书》等，均有专节介绍，可见其文学概念仍比较混杂，这与当时英人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直接相关。参见Herbert Allen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1901.
17. Herbert Allen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179.
18. 此后出现的，如L.Cranmer-Ryng（1909）、J.L.French（1932）、C.M.Candlin（1933）等人的译文，也都是将之作为诗而非诗论。
19. 其中，鲍瑟尔（V.W.W.S.Purcell）、麦大维（David L.McMullen）等算是比较难得的名家。鲍瑟尔的《中国诗歌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An Original Essay，1929）一书，以文字拆解法的方式理解汉诗的审美特征，颇多理论独见。麦大维以研究古文运动著称，有一系列著述，并影响到后来的美国学者包弼德等人的研究。
20. 英美两国来华传教活动的联系，也可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159～17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裨治文之来华，本来是被美部会招聘至中国协助马礼逊工作的，参见［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4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1. 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21，Taib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33，pp.28-20.
22. 参见［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10～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3. A.W.Loomis，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San Francisco，A.Roman，Agent，Publisher；Boston，Lee and Shepard，1882.
24. William Martin，The Chinese：Their Education，Philosophy，and Litter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1.
25. William Martin，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New York and Chicago，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1.
26. 这三处参见William Martin，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丁译为“Let Poetry…be the beginning，manners the middle，and music the finish”，p.76.“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丁译为 “of these three hundred odes，There is not one that departs from the purity of thought”，p.78.“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此原为《大雅·抑》中诗句，被丁氏看作孔子的观点，译为“A speck upon your ivory fan/You soon may wipe away/But stains upon the heart or tongue/Remain，alas，for aye”，p.78.
27. 对两次汉诗运动的深入研究可参见Huang Yunte（黄运特），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Ethnograph，Translation，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其他相关的研究，较近的可参见Qian Zhaoming（钱兆明），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Robert Kern（罗伯特·科恩），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中文著述可参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这些研究突出强调了意象派东方主义运动对美国文学版图的重建。
28. 参见Joel Elias Spingarn，“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The Dial Magazine，Vol.73，No.3，1922，pp.271-274.
29. 参见Burton Watson，Cold Mountain：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New York，Grove Press，1962.
30. 参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3，1951.另载John L.Bishop（ed.），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31. 也可参见方志彤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Achilles Fang，“Ferollosa and Pound”，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No.1-2，1957.
32. Wai-Lim Yip，Ezra Pound’s Catha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33. 参见James J.Y.Liu，“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Recent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1，1975，pp.21-30.对大汉学概念的质疑，更早可溯至1964年《亚洲研究》根据题为“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的研讨会所发的一组文章，共7篇，其中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就发表意见，认为把无所不包的汉学作为一研究领域的做法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而现在已过于陈旧。参见Joseph R.Levenson，“The Humanistic Disciplines：Will Sinology Do？”，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4，1964，pp.507-512。
34. 这三种著作，指Early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Chinese Lyricism：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to the Twelfth Centu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Chinese Rhyme Prose：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35. 现所见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文学通史为三种，即Shou-yi Ch’en（陈绶颐），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Ronald Press，1961；Lai Ming（赖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John day Co.，1964；Wu-chi Liu（柳无忌），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另外，海陶玮的《中国文学论题：梗概与书目》也可列入同类书中，参见James Robert Hightower，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最为著名的文学编集有Cyril Birch and Donald Keene（ed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Grove Press，1965；Vol.2，1972.
36. 参见涂经诒：《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见王晓路：《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
37. 关于此期各种批评原典的翻译与研究，近年来已多为中国学者所介绍，可参见各种撰述，不再赘引。
38. 例如，麦大维、黄兆杰都在英国获博士学位，然当时各地的英语文论研究实已融入美国的主流，并形成了国际环流的大语境。
39. 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6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40. 对于以西释中的合法性或必然性，宇文所安在随后的著作中也做了论述与强调，参见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56.
41. 参见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610页。
42. Patrick Dewes Hannan，“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7，1967.另收入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23-324.
43. 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1，1971.后来高友工与梅祖麟又合撰一文，用雅各布森等人的理论对唐诗的规则有扩展式的讨论。参见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Meaning，Metaphor，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8，No.2，1978.
44. 参见涂经诒：《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见王晓路：《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25页。
45. 《中国诗学》出版于1962年，然在此后13年间，刘若愚出版的三本著作都仍属于对文学史的具体研究，如《中国游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1967），《李商隐诗歌》（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1969），《北宋主要抒情词人》（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1974）。在此之后，刘氏即转向专治文论了。虽然《中国诗学》一书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倪豪士在《美国的中国传统诗歌研究》中即将之视为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汉诗研究启动的试水之作，但李又安在1968年提到该书时，却以为该书并没有在当时起到引领文论研究的作用。倪文参见William H.Nienhauser，Jr.，“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in the U.S.，1952-1996”，Asian Culture（Asian-Pacific Culture） Quarterly，Vol.XXV，No.4，1997，pp.27-28；李又安文参见Adele Austin Richett，“Technical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ture East and West，Vol.XII，Nos.2，3，4，1968，pp.141-147.分析可知，后文的这一判断应当是确切的。
46.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页。
47.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3页。
48.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2～15、18页。汉学界对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汲用，不限于刘若愚，并且他的书也注明了此前尚有吉布斯（Gibbs，1970）、林理彰（Lynn，1971）、波拉德（Pollard，1973）与王靖宇（John Wang，1972）的研究，也可看出当时英美汉学界关注整体阐释理论的一般性趋势。然刘氏对之做了创造性的修改，并且用之更为广泛。
49. 浦安迪早期的相关论文有：“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Andrew H.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in Chinese Narrative”，Tamkang Review，Vol.6，1975；“Conceptual Models in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4，1977；“Issues in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PTL：Journal of Po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No.2，1977.另，《中国叙事学》也可看作他对自己叙事理论的一个总结，参见［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0. John Ching-yu W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Narrative：A Preliminary Statement on Methodology”，Tamkang Review，Vol.6，No.2/Vol.7，No.1，1975，p.230.
51. 参见［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2. 参见Wai-Lim Yip，“The Use of ‘Models’ in 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Tamkang Review，Vol.6，No.2/Vol.7，No.1，1975.后收入Diffusion of Distanc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为比较常见的版本。然此思想为叶氏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连续阐释，遂构成更大的体系，故也需参照其他著述理解之。
53. 参见Yu-kung Kao，“Chinese Lyric Aesthetics”，Words and Images：Chinese Poetry，Calligraphy，and Painting，ed.Murck，Alfreda and Wen C.Fo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48.
54. 参见［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90～9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5. 参见Haun Saussy，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Ronald Egan，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Zong-qi Cai（ed.），Chinese Aesthetics：The Ordering of Literature，the Arts 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ix Dynast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56. 我们对1975年前后用“理论”术语命名的著述有一个统计，考虑到过于繁复，故未列入文中。总起来看，1975年之前，只有很少几种著述冠以“理论”之目，而多以“批评”或“批评史”的概念称之。1975年后，以“理论”术语为标题的著述陡然增多，并呈现甚密。其中的连缀式名称又有“critical theory”“poetic theory”“narrative theory”“theory of novel”“theory of prose”“theory of literature”“literary theory”等，不一而足。当然，“批评”这一术语的使用仍然比较频繁。
57. 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序”，1页。
58. 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547页。
59. 如宇文所安所说：“二十五年前，中国学者的《文心雕龙》著作书目提要只需要一页的篇幅，如今，一份最基本的书目提要几乎可以装满一本不太厚的书。”［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序”，1页。由此也可见学界对体系性理论模式的热情。
60. Yu-kung Kao，“Chinese Lyric Aesthetics”，Words and Images：Chinese Poetry，Calligraphy，and Painting，ed.Murck，Alfreda and Wen C.Fong，p.64.
61. 参见［美］梅祖麟：《序》，见［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4页。
62. 参见［加］叶嘉莹：《迦陵文集》（二），1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3. 参见［加］叶嘉莹：《迦陵文集》（二），302～303页。
64. 例如，宇文所安认为，当代汉学对《文心雕龙》《原诗》的重新估价，当归功于西方诗学的观念，即“推崇全面系统的批评论著”，而《原诗》也将“引导西方读者认识传统中中国诗学的最后和最深奥的发展阶段，并让他们得以观察：如果该传统把兴趣主要集中到对诗歌理论基础的考察上，那么它的关注中心和术语将会怎样协调起来。”［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528页。
65. 关于文化研究的“语境”问题，参见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相关叙述。美国学者格罗斯伯格也曾将“文化研究”称为一种“激进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 or contextuality），参见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What’s in a Name？”，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On Cultural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另外，田晓菲的回顾文章也提到当前汉学界在转向文化研究时对语境的积极关注，参见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610、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