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山川万里归图画

左宗棠家书与兄子澂云：“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虽勉子弟之语，亦自道其一生得力所在也。

宗棠仲兄宗植，精于天文之学，而宗棠则精于地舆之学，可谓二难。宗棠初步研究地学，在十八九岁时，尝于书肆购得顾祖禹《方舆纪要》一书，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系以评语：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欠斟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大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嗣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齐召南《水道提纲》诸书，复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更尝绘制皇舆图，时则僦居外家，即宗棠创作，而筠心夫人所影绘。夫人有诗云：“山川万里归图画。”自注：“近制舆图成。”殆指此也。宗棠对于图之设计，见于致贺熙龄书：

……窃意古今谈地理者，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言尽之矣。然而陵谷之变迁，河渠之决塞，支源之远近，疆索之沿革，代不侔也。又土宇有分合，则城治有兴废，于是疆域杂错，攻守势殊。故有古为重险，今为散地，彼为边荒，此为腹里者，如此则图不能尽记也。广轮之度，山川所著也，山川脉络，准望所生也，于是方邪迂直高下，均于是乎凭之，然而一言东，则东南，东也，东北，东也，果何据以为此郡此县之东乎。既辨其为东南矣，又或以东兼南，以南兼东。或东南各半，始以毫厘，终以千里，果何据而得其东南之数乎。既得其东南之数矣，或自某省量至某府，某府量至某县，又自所界之府州县治忖之，或饶或减，歧出不定，果何从而折衷至是乎。如此，则书亦不能尽告也，亦不能尽信也。宗棠不揣，窃自思维，以为欲知往古形似，当先据目前可据之图籍，先成一图，然后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亦犹历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节令气候，逆而数之，乃为有据，故千岁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实，当先知道里之数，欲知道里之数，当先审水道经由之乡。凡夫行旅舆程之记，村驿关口之名，山冈起伏之迹，参伍错综以审之，直曲围径以准之，以志绳史，以史印志，即未必尽得其实，其失实也，亦寡矣。古书流传绝少，贾图李志，恒不多见，诸书引注，除蔡沈、王伯厚、胡身之数家外，类多牵凿，而外间所行诸图，位置乖舛，尤无足观。大率先画疆域大界，稍依各书，填载方向，展转增窜，不求其安，譬犹凿趾以适其履，诚不知其不可也。宗棠才识昏陋，讵能办此，又僻处深山，虽稍有书籍，究鲜友朋讨论之益，良用慨然，惧不自克，以为儒者羞。辰下左图右书，以日以夜，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稍有头绪，俟其有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程功浩荡，未卜何如，窃有志焉。

逾年，图成。复取《图书集成》中康熙舆图并乾隆内府舆图，悉心考索，以订正其脱误。

绘图之外，摘抄《畿辅通志》，以次及西域图志，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道里远近，分门记录，凡数十巨册。已而复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以为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时罗汝怀亦好地学，宗棠与书研讨：

承谕从事地理之学，甚感甚感。此学历少专门为之者，大都钞掇旧书方志，以矜博炫多耳，齐次风《水道提纲》，乃矫其弊。惟据目今之形势，而不援袭古人一字，数千年来，言地学者，奉为典册。然其中舛错颇多，不可一一。李申耆（兆洛）于肥水条，力纠其误，而亦不知其所据之何书，孰知此公乃并无书可据耶！盖仅据仁庙时西士之图成书，其于此学，未尝窥其一二也。大抵吾辈著述，必求其精审，可以自信，然后可出以示人。若徒以此为啖名之具，则其书必不能自信，不能传久，枉用功夫，殊无实际，何为也。顾景范书，较胜于阎百诗、胡朏明诸人，而其间亦不免时有所失。仆尝论古今言地之书，《禹贡》而外，无一完书，亦无一书不可备采，此在有志而专精者，自为择别而已。……

其对于地学之自负如此。

同治初，宗棠任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征取各省地图，宗棠覆陈其主张：

查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近时地方文武所呈各辖舆图，率皆照据旧本临模，于地方道里方向，曲直广袤，山之险夷，水之深浅，均无体会，惟填用颜料，模山范水，以取美观，究竟地之真形，全不相合。若此，与俗画山水，何以异乎？我朝舆地之书，如顾祖禹之《方舆纪要》，胡渭之《禹贡锥指》各图，皆用开方法，每方百里。然限于篇幅，所注地名之口岸及府县名字，占去实在地形，故不免舛错之弊。惟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最为精当。虽未开方计里，而山水方向，道里远近，较为确实，顾外间绝少流传，无从稽览。今拟由各道给各府红方格纸十张为式，每方两寸，一方准平地五十里，其山路崎岖，水道迂曲，所占里数，概行折算。譬如人行之路，上山若干里，下山若干里，由某港汊经过，只有若干里，绕过若干里，均须照地形平准计算，其由崎岖迂曲占去若干里之数，概须除去，其方向应用罗盘之二十四字，始较精密，否则一言东，而东南东北无分，一言南而东南西南无分，皆令地失其形，难于省览。各县画成后，将稿汇由各府联合，始填用颜色，总绘为一府沿海舆图，各府又呈该道，总绘为一道舆图。其色山用黄兼绿皴写，高峻处用墨点；溪港用青，阔处淡青，深处浓青，海用黄色，潮水所到之处用赭，衙署、祠庙、村庄、津渡，均只注其名，不必画屋。惟商海船只所泊埠头，及官兵营汛，与洋面岛屿礁石，均须画其本形，贴说其下，以备省览，庶几与时手摹照旧本者，稍为精核。地方官不能一到了然，须择各处绅士，携带罗盘，同往相度，但须屏去舆从，免骇听闻。其夫马不无费用，准其开销，由司给领。此件非同寻常索取舆图，如该守令等不认真遵办，仍潦草塞责，本部堂即严饬掷还，勒令更正，方准销差。总以确实地形为主，不取美观也。

又以函申其说曰：

……其《豫乘识小录》、《河南林县志》所言图说之式，与晋司空裴秀分率表望诸法，宋括《笔谈》所载取飞鸟数之说相仿，故一并引申之。俾各守令有所依仿，务得山水真形，而有图以明其象，有说以明其数，或较之寻常官式应酬者，稍为确核耳。……

良以宗棠于此道究之甚精，故能言之真切，不同虚应故事。前宗棠自制皇舆图，系欲由今而推之古，令所属绘呈之图，乃欲由县而合为府，由府而合为道，彼时测绘之术未精，宗棠所具计议，不能不谓为别具只眼。

光绪初，宗棠任陕甘总督，帝俄兵官索思诺福齐（Sosnovsky）访之兰州省城。其人舌辩有才，谈次，每自诩其地学之精。宗棠细玩其所携之中国地图，果细微异常，山川条列备具。因问，客游中国日浅，未经身历各郡县，何能周知山川形势，凭何绘成全图。则云，此就康熙图摹绘而成也。宗棠乃晓之曰，康熙舆图，是测度定地而成，故为古今希有定本。后此拓地渐多，乾隆中，随时增入，并令何国宗携带仪器，遍历各处，详加覆订，是为乾隆内府舆图，则精而又精者。因取影刊大图示之，索思诺福齐嗒然，自此希言地学。

尝考宗棠一生勋业，泰半在军功，而其用兵之神奇，与夫料敌之精审，无不得力于早岁舆地之学。今读其奏疏、书牍、批札，言及山川形势，与军事进退关系，历历如绘，且援古证今，俯拾即是，诚足见其对于地学素养之湛深。顾当宗棠之青年时期，凡为士人，无不以八股文、试帖诗及律赋为惟一学问，见宗棠独耽地学，无不目笑存之。讵知以后伟大之成就，即植基于此耶！亦犹前明之王守仁与孙承宗，因偶精地理，遂为儒将也。

抑清自道光中叶而后，中外形势剧变，故宗棠自彼时起，益精研西洋各国地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载记、官私文书，有关海国故事者，靡不考览。其后总督陕甘，并督办新疆军务，对于中、俄、英交涉，每能洞中肯，亦得力于此。然不无误会之处，如鸦片战争后与人书，以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洋海中一小岛。又如收复新疆时与人书，以为安集延人所有锐利之兵器，乃来自乳目国，其国则在俄、英之西。凡此云云，自以为是，颇觉可笑，则以当时言海外地理之书，究属尚多隔阂，故有认识不足之憾。

1. 《左文襄公家书》卷上页3。
2. 《左文襄公年谱》卷一页7。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顾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卒，著述有《日知录》、《亭林文集》、《诗集》等。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又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右侍郎，著述有《史汉侯第考》、《后汉公卿表》、《历代帝王年表》、《宝纶堂集》、《赐砚堂文集》、《诗集》等。
3. 《左文襄公年谱》卷一页13。《慈云阁诗钞·饰性斋遗稿》页6。
4.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页2。
5. 《左文襄公年谱》卷一页19。
6. 《左文襄公年谱》卷一页16。《左文襄公书牍》卷一页8《上贺蔗农（熙龄）》。
7.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页36《答罗研生（汝怀）》。李兆洛，字申耆，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安徽凤台县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著述有《李氏五种》、《养一斋集》等。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著述有《四书释地》、《潜邱札记》、《日知录补正》、《毛朱诗说》、《博湖掌录》、《眷西堂诗集》等。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著述有《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周易揆方》、《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8. 《左文襄公咨札》（家刻全集本）页3—5《咨覆总理衙门绘县舆图情形》。《左文襄公书牍》卷七页1《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9. 《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五页33《与谭文卿（钟麟）》。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礼部尚书，降侍郎。
10.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八页15《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折》。
11.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页34《上贺蔗农（熙龄）》。
12. 《左文襄公书牍》卷二十页26《答王孝凤（家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