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споведь忏悔录

第一章 不信奉上帝的疯子

我自幼被要求信奉上帝，但世上真有上帝存在吗？从小接受东正教^[1]的教育和洗礼，它伴随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但当我年满18岁，也就是大学二年级之后，便开始质疑自己学过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到大都不曾真正地相信这些教育，只不过出于对大人们的尊崇，从而顺从他们的教导，并信任他们在我面前的说教。记得是1838年，我11岁，正上中学，有一位名叫沃罗金卡·M（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的男同学来我家过周末。他忽然像发布重大新闻一样宣布了一个新发现：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上帝，我们所学与上帝有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谎言。当时，我的几个哥哥对这个爆炸性新闻产生浓厚兴趣，还把我叫上一起讨论。在场的人都非常兴奋，饶有兴致地参与发言，一度认同我同学的说法。

我有位哥哥叫德米特里，上大学时突然开始疯狂地信教，虔诚地吃斋、礼拜，充满激情地过起了自以为纯洁而高尚的生活。但所有的人，包括长辈，都觉得他的做法非常好笑，不知不觉给了他一个“挪亚”的绰号。穆辛·普希金在喀山大学担任督学，与我们关系很好。有一次，我们受邀去他家跳舞，哥哥因为信教拒绝参加，普希金便幽默地讲起大卫王^[2]在方舟上跳舞的典故，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玩笑归玩笑，我们从中总结出了一些道理：

背诵教义、去教堂礼拜无可厚非，但凡事别太认真了。

童年时代，我便开始阅读一些伏尔泰^[3]的作品。我对书中犀利的语言没有丝毫不适，相反我可以愉悦地接受。与我们有相同教育背景的人，有的已经脱离了宗教，有的正在脱离。而我，不再信奉宗教。

我的看法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世人拥有大致相同的生活，都一贯遵循生存的基本原则——它非但与宗教教义毫不相同，并且大部分恰恰相反。教义不参与生活，不与社交发生关联，也不成为个人生活的参考。被众人信奉的教义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如果非得与生活攀上关系，那应该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二者毫无瓜葛。

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仅仅依据生活和事业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信教，那只能是徒劳。如果要在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与反对者之间寻找不同点，其结果对前者很不利。事实上，前者往往都愚昧、残酷和不道德，大都自以为是；而后者大多都聪明、老实、为人善良而正派。

按照国家规定，学校教授教义，并派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政府官员要为人们提供参加圣餐仪式的证明。但是，我们这种人，既不是政府公职人员，也不继续念书，却在基督教中生活几十年而浑然不觉，甚至误以为自己也变成虔诚的教徒。

这种情况历来如此，至今没有改变。因此，不管什么时候，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人们那些因为信赖某人或是受到某种压力而接受的教义，正慢慢地失去效力。有人以为童年时学过的教义会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教义早就烟消云散。

有位朋友C，聪明、老实，曾经对我讲述他因为一次户外活动而放弃信教的经历。那一年他26岁，与哥哥一道外出狩猎。晚上露营时，他开始祷告^[4]，那是他童年养成的习惯。当时他哥哥也在，只躺在草地上默默地看着，等他结束一切准备躺下休息时，才问：“你打算将这些一直做下去吗？”

C没有回答，他们的话题没有继续。但从那个晚上之后，C再没有去过教堂，也不再继续那些祷告仪式。整整三十年过去，他都没有进行一次与信教有关的活动。他这么做不是因为发现哥哥不赞成信教，也并非认同哥哥的观点，也不是立马下定不信教的决心，而是只因为哥哥的那句话。这么说吧，由于自身的压力，他的信仰之墙本就摇摇欲坠，哥哥的话只不过像手指在上面轻轻一戳。那一刻他恍然大悟，自以为心中满是宗教，其实早已空空荡荡。祷告、画十字、行礼膜拜等，都成了毫无意义的机械语言和肢体动作。

意识到这一切毫无意义之后，C便停止了信教。

在我看来，大部分人——受过我们这种教育的、表里如一的，都是如此。而那些把信教当作一种手段，获取某些眼前利益的人，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伪教徒。因为，若宗教只是人们用来满足生活需求的某种手段，那就应该不是宗教了。与我们拥有相同教育背景的人，通常会陷入那样一种境地：当这座虚假的大厦被生活和知识的光芒融化时，有的人已经发现并及时清除，有的人依旧浑然不觉。

从小接受的教义慢慢消失，这一点我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不同的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同时用脑子想问题，也就是说，我是有意识地摆脱宗教。从16岁时起，我就停止了宗教活动，除非不得已不会去教堂。我不再相信他们传授的东西，但是我仍有自己的信仰。究竟相信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相信上帝，更确切地说是不反对上帝，但上帝是什么样的，我也不能准确地回答。我不反感基督教及其教义，但是这教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也不能准确地回答。

当我想到那段往事，依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来，能给我生活提供动力的，除了本身的生理机能外，那便是“自我完善”——我将其当成那段时间唯一真实的信仰。但究竟什么是“完善”，它能达到什么目的，我还是不能准确地回答。

我努力提升智力水平，学习所有能学的、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努力地坚定意志，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并努力去遵守；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借助各种体育运动增强力量，让动作更敏捷；通过克服各种困难锻炼韧性，使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完善。当然，道德的完善^[5]是最基础的活动。然而很快，这一切都变成了“一般”的完善。也就是说，对自己也好，对上帝也罢，都不是希望表现得更好，而是渴望能够出人头地。很快这种想法又被另一种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有地位、更有钱。

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有些作家自诩人类导师，一本正经地教育民众，却始终没明白教什么。除了追名逐利，他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年轻时代的十年之中，我拥有一些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如果有机会我会详细讲述。

那时我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虽然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努力寻找为善之道，却得不到任何帮助。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当我把隐藏在心底深处的这个愿望表露出来时，得到的却是世人的蔑视和讥笑。而每当我沉湎于可憎的情欲，总能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我的贪图虚荣、追名逐利、渔猎财色、骄傲自满、性格暴躁、挟私报复……一切行径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我渐渐地变得像成年人，同时感觉世人只有赞同而没有反对。

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非常善良，比任何人都纯洁，但总希望我去找一个有夫之妇，并与她发生暧昧关系。她经常对我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再没有比和体面的女人做爱更好的办法了。”她还鼓励我去做一名副官，甚至是皇帝的副官。在她看来，我最大的幸福是与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以便得到更多的农奴。

回首过去的岁月，记忆里充满惶恐、厌恶和揪心的痛苦。战争中^[6]我残忍地杀戮，下套引诱对手决斗，而后杀死他。在赌博中输掉钱财，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对其残酷处罚。我荒淫无耻、偷鸡摸狗、谎话连篇、信口雌黄、私通旁族、酗酒无度、凶残暴戾、草菅人命……所有罪行我一样都没落下，却因此受到人们的夸奖。无论过去，甚至现在，我的同龄人都一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虚度了十年。

十年里，出于对虚荣和金钱的追求，我开始了写作。我的作品写的都是生活里发生的事，但为了获得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而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出来。就是这样。我把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的背后，一次又一次殚精竭虑地写作，并且乐此不疲。

最终，我达到了目的，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战争结束后，我27岁，来到彼得堡，开始和作家们有了来往^[7]。他们很快把我当成自己人，努力地讨好我、取悦我，给我极大的荣誉。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认清所处的环境，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很快被“作家圈子”同化了，过去为改善自己而做出的努力白白浪费了。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持。

生活越来越美好，有思想的作家们要积极参与并引领生活。身边的作家们信奉这样的处世之道。自诩有思想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教化人类。那么问题来了，“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化什么呢？”别担心，自然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清楚，咱们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潜移默化实现的。

我被人们冠以“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我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作为艺术家、诗人，我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却不知道教的是什么。这不妨碍人们因此给我金钱，让我拥有锦衣玉食、豪宅美女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时间久了，世人都认为：只要我教的，就是好的。

对诗歌意义和生命发展的认同，也是作家信仰的一种，我一度沦为它狂热的信徒。作为信徒能获得很多好处，我也乐享其成。长期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年、两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对这种信仰产生了怀疑，并且开始检视它是否正确。

首先我发现，信徒之间暗藏矛盾。有一部分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为人师表，传授的知识都是生活必需，其他人教的都不对；另一部分人则反驳，说他们才拥有真才实学，其他人教的是邪门歪道。他们相互争论、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他们彼此欺骗，弄虚作假。还有一撮人，貌似作壁上观，不关心谁是谁非，其实巴不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此种种，让我不得不去怀疑信仰的真实性。

在怀疑信仰真实性的同时，我开始认真地观察那些创作者，最终确信，几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们，都是一群没有良知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品格低下的坏人，比我过去在寻欢作乐或是当兵时见到的人还要坏得多。但是他们自信满满，自我感觉良好，除非真正高尚的人或无知者才能做到这样。我开始讨厌这类人，同时也讨厌自己——因为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就是用来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欺骗，并且否认了它，但我还是接受了“老师、艺术家、诗人”这些人们赋予的头衔。虽然不知道教什么，但我依旧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诗人，是艺术家，能教任何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这些人身上传染了一种高傲和疯狂的自信，这种自信还与日俱增，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笃信教化人类是自己的使命，虽然依然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回想起那时的自己和那些人（那样的人现在已成千上万）的心境，我觉得有些愧疚、恐惧甚至很可笑，感觉就像身处疯人院。

那时候，我们坚信文学是全人类的福音，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演讲、写作和发表的速度和数量。成千上万的我们一边相互否认、谩骂，一边写作和出版，一边教育别人。我们没有察觉，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对“善”与“恶”这两个生活中最简单问题的解答，也不清楚从哪里入手。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谦虚地倾听，只顾七嘴八舌地吵嚷；有时也会迁就和夸奖，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迁就和夸奖；很多时候争吵升级，彼此大声喊叫，试图在嗓门儿上压过他人，就像疯人院的疯子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无数的作品，邮局则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广而告之。我们努力地教化他人，还总是觉得教化的时间太短，教授的内容也太少，感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因此大为光火。

不可思议，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们隐藏了一个初衷，那就是尽可能多获得名利。为了追名逐利，我们将一切抛诸脑后，拼命地创作书稿、写专栏。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目的，但为了工作能够持续，以及确保我们的重要地位，还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撑。于是，我们编造这样的理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是发展的进步的。所有的发展进步都需要文化的传播来完成，而文化传播的好坏反映在书籍、报纸的发行量上。我们通过著述和发表获得稿酬，赢得尊重，成为世上最最有用、最最好的人。

如果我们都没有反对意见的话，这个理论应该很有帮助。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个人想法是这样，另一个人却截然相反，所以迫使我们反省这观点是否正确。然而，人们支付稿酬，同伴给予夸奖，导致我们坚定自信。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的言谈举止其实与精神病院的病人没什么差别，然而当时我只对此产生了一丝模糊的怀疑。像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精神病，除了我自己。

第三章 我其实不幸福

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困扰着我，令我迷茫、沮丧，甚至丧失理智。

我毫无理智地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这期间我出了国，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学者和进步人士有了一定的接触，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所追求的“自我完善”，为此更加坚定了这个信仰。

我，以及那些经历了同时代教育的人，我们身上都会出现这种信仰的最普通形式，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进步”。当时我觉得这个词含义深邃，我还不能悟透全部含义。

我对另一个问题——我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也颇感困惑，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每一个人。

“追求进步的生活”，如果这可以算作答案，那就无异于对一位在小船上随波逐流、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人说“随遇而安”，差不多都是答非所问。

那时的我认识还不这么深邃，只偶尔不理智地、生气地全盘反对这个迷信的时代。人们不理解生活，却往往用迷信来掩盖，但我从巴黎的一次死刑之中，看到了对社会进步的迷信也有点儿站不住脚^[8]。一个人被杀了头，尸体被粗暴地扔到棺材里，对于这个过程正常的理智是不能理解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体会。不管哪种自以为合理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种暴行进行开脱和辩解。

虽然死刑古已有之，并且有各种理论提供支撑，但我认为死刑并非好的刑罚，没有存在的必要。总之，唯有自己的身心才是评判善恶的标准，而不是他人的言行，也不取决于社会的进步与否。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社会之进步不足以对生命进行诠释，那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聪明、善良而且严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病，被病痛折磨了一年多，最终痛苦死去。生，如此地不可思议；死，更是让他参悟不透。对于生死，对于在病床上苦苦挣扎、最终痛苦死去的哥哥，我找不到任何理论来解释。

归根结底，我只是偶尔产生怀疑，生活还是要继续，对进步的信仰还得坚持。

对那段时间我的信仰，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世间万物都在不断进化，我也同时在进步，那么，我为什么会和万物一同进步？这个问题到了某天自然会明白。”

满怀热肠并帮助农奴

回国之后，我去了农村，创办农民学校^[9]。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称心如意，因为它不像文学创作那样浅薄和虚伪。我仍然奉行进步的名义，但对进步本身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我坚持认为，不能只注意某些方面的进步，这些乡亲和农家子弟是多么淳朴，应该完全自由开放地引领他们，帮助他们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我想教书育人，却不知道要教什么，这个难题悬而未决，始终困扰着我。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教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能做教育工作，因为就我所知，所有人教授的内容都不一样，然而他们一味喋喋不休地争论，以便将自己的无知掩盖起来。我试图绕过这个难关，尽可能为农家子弟们教授他们想学的知识。然而当时我并未肯定而果断地说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教育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对于他们的需要我什么都给不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对此我心里头非常清楚。怎么可以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从事教育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学校创办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学习。

1861年，也就是农奴解放那年，我自认为已经从国外学到了教书育人的理论和技能，便回到祖国。我成为一名调解人，在学校教书，为杂志撰文，一个人用两种方式，将没有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一并都教了。在外人看来，我的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我却感觉精神有问题，并且不会将手头的工作干得太久。那个时候，如果我一直渴求的婚姻^[10]再无法带来幸福的希望，我极有可能陷入一种绝望状态，正如我在50岁时那样。

这一年里，我身兼调解人、老师和专栏作家数种职务，忙得团团转，简直身心俱疲，而心理上的麻烦主要来自思想的紊乱。我作为调解人被繁杂的琐事缠身，作为老师未能做好教育工作，二者与我在杂志方面的影响简直天差地别。我的想法与预设的影响，其目的是一样的，即一边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同时将自己不知道教什么的事实掩盖起来。终于，我的心理出现了毛病，再无法坚持下去，便放弃了手头的一切直奔草原而去；我呼吸着巴什基尔^[11]的自由空气，畅饮鲜美的马奶酒，度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

草原之旅结束之后，我结了婚。我尽情地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完全转移了方向。在这段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家庭和妻儿上面，尽可能地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前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消失了，被对世俗生活的完善和追求进步所替代，而到了现在，干脆仅仅停留在追求提高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上面。

一晃，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虽然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是毫无用处的，但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并未停笔。文学创作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借此获得高额的稿费，将它当成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我还因此得到无数的赞扬，减少自己和大家对生活意义发自内心的探求。

我一边写作，一边把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教给他人，还教育他们如何生活才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

我一直这样地活着。

生命过程所必经的困惑

直到五年前，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先是困惑不解，感觉走进了生活的死胡同，似乎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继而迷失了，陷入了无尽的沮丧之中。最终，这些困惑和迷失全部消失了，生活依旧。但是，这种状态反复出现，并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往往指向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终极追求？生命之舟到底驶向何方？

最开始，我感觉这些问题都漫无目的、毫不相干，并且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我想去解决，应该可以迎刃而解，很快地找到答案，只不过苦于没有时间。然而问题幽灵般反复出现，越来越急切地向我索要答案。这些问题就像无数的黑点，慢慢地聚集起来，最终在某个地方凝结成一摊肮脏的污迹。

这个问题开始发生和发展，就如同绝症病人的症状：首先会出现一些毫不起眼儿的征兆，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会反复出现轻微的不适，最终变成持续不断的痛苦。而痛苦慢慢生发开来，容不得病人抽时间回想，那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已经变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那就是必须面对死亡！

此时的我，正在演绎同样的情节。

所谓生活，究竟有何意义？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小问题，而是很重要的大事情。如果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就应该及时给出回答。我尝试着回复，但忽然发现这些问题简单而愚蠢，简直小得不能再小了。

不过在开始回答时我就相信：首先，这些问题非但不简单、不愚蠢，更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且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其次，无论我做什么事情，管理萨马拉庄园也好，教育儿子也罢，还是撰文著书，我都应该搞清楚做这些事的目的。如果不知道目的，我宁愿什么也不做。有一阵，我满脑子都在盘算如何管理农场。脑海里偶尔会冒出这样的话语：“看啦，已经非常优秀了吧，萨马拉庄园有6000俄亩^[12]土地，还有300匹骏马……你还奢望些什么呢？”

想要什么？我忽然陷入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如在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突然自言自语：“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呀？”或者在讨论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时，我突然自问：“但这一切关我什么事呢？”或者在想象自己的作品能获得什么荣誉之时，我心满意足地说：“看啦，已经很优秀啦，什么果戈理^[13]、普希金，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乃至世界所有的著名作家，都赶不上你的名气了——然而又能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往往不知道如何作答。但又不能避而不答，因为如果找不到答案我就没法继续活下去。然而，并没有找到答案。

我觉得周遭地面慢慢坍塌，渐渐地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一切也都消失了，眼前一片虚空。

第四章 一个古老的东方寓言

除了梦幻般的生活和缥缈的幸福，以及无法逃脱的死亡，生命的真相还包括什么？

我的生活迟滞不前。我是一个可以呼吸、吃、喝、睡觉的活人，同时又是一具不能呼吸，不能吃、喝、睡觉的行尸走肉。我追求满足欲望的举动已经被认为是不理智的，无论什么欲望，不论能否满足，从开始我在酝酿的那一刻就明白，最终的结果都将归于虚无。

假如有一位巫婆许诺满足我的所有愿望，我可能一时说不出话甚至想不起来需要什么。我似乎变得无欲无求，但在脑子不清醒的时候，也会对曾经的一些欲望产生向往，一旦清醒就会意识到，这就是一场虚空，也就失去了向往和追求。我甚至连真相也不想了解，因为它在我的意料之中。

其实真相就是，生命原本是彻头彻尾的虚无。

我碌碌无为地生活，无所事事地转悠，经过漫漫人生之路差点儿一头扎进深渊，我好容易站住，猛地看清楚前面，除了死亡居然什么都没有。然而我不能让脚步停下来，不能回过头去，也不能索性闭上双眼回避那万劫不复的前路。眼前除开生活和幸福的幻象，除开无法逃避的苦难和死亡，便只剩下一片虚空。

我身体健康，生活还算幸运，可是生命已经使我感到厌恶，感觉不能再继续自己的生活。冥冥之中一种力量指引着我，它要我摆脱生命的束缚，简直难以抗拒。

从虚无的生命中解脱

我不是自己“想”自杀，因为与可有可无的“想”比起来，引诱我脱离生命束缚的力量强大得多。这种力量与我曾经对生存的渴求非常相似，效果却是背道而驰。所有的力量都拉着我远离生命，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如同从前渴望改善生活的念头一样，那么强烈地、深深地吸引我。为了延缓这个念头的实现，我不得不狡猾地采用一些拖延的手段。我想方设法地理清生活的头绪，尽量不受到生命意义的羁绊，所以还不想这么快死去。为此，我常对自己说：“如果生活理不清头绪，那么，我任何时候自杀都来得及。”

那个时节的我，貌似一个幸运儿，却不得不把绳子藏起来，以防止每晚脱衣入睡前悬梁自尽；我不再带着枪械出去打猎，生怕忍不住冲动扣动扳机而将自己杀死。然而，我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只是产生对生命的恐惧，迫切地想逃离，但依然对它抱着希望。

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无论哪方面都被世人认为是真正幸福的。怎么说呢，我年龄不到50岁，妻子善良温柔，与我两情相悦，儿女优秀，家有良田万亩，只需坐收租金即可。亲戚朋友都前所未有地尊重我，世人也争相赞扬我，而我确信自己的声望名副其实。因此，我生理和心理都没有疾病，并坚信身心健康，具备同龄人少有的良好状态。我体能强健，能在除草期与农民并肩劳作而不会示弱；我精力充沛，每天连续工作八到十小时，不会产生任何的不适。

然而，我还是认为自己活不下去。依然恐惧死亡，从而不得不采取一些狡猾的手段来预防自杀。

与现实生活比较，我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之所以拥有生命，是因为仿佛有人给我的生活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愚蠢而恶俗。我虽然没有承认有“人”创造了我，但一直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在送我来到人世的路途上，和我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真的，这就是我在现在的处境下，随之而来的思考方式了。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在这个世界上，定然有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对我冷眼旁观，看我是怎样一边学习一边生活，观察我身体的成长和智力的进步。他开心地看着，一看就是三四十年。现在我的思维更加缜密，感觉身处人生的巅峰，虽然看到生命的奥秘完全呈现在面前，但我就这样站在山顶，就像一个傻瓜，回首过去，观察现在，望向未来，生命是如此浅薄而虚无。而那个人看着我的样子，定然忍不住会冷笑的……

但是，不论那个人是否存在，我的状态都没有好转的迹象。对于任何一种行为乃至全部的生活，我都不能认为是合乎理性。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问题我从开始就不明白，然而它们早已家喻户晓。不一定是今日，可能就在明天的某个时候，我或我喜欢的人的头上，就会突然被疾病和死亡笼罩（也可能二者已经在门外等候了），到时候，世上就只剩下尸体和蛆虫。我的那些事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都会被人淡忘，而我早已不在人世。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忙碌又是为了什么？人们怎么可以不认识到这些呢？怎么能浑浑噩噩地继续生活呢？这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很可能陷于世俗生活之中不能自拔，苟且偷生，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一旦大梦醒来，会发现这一切彻头彻尾都是欺骗，全都是愚蠢的谎言！一切不再让人觉得有趣，也不再令人觉得可笑，一切都充满了残酷和愚蠢。

揭示真相的寓言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则东方寓言。一位路人在草原上行走，突然遇到一只生气的野兽冲他咆哮。由于害怕，路人冲向一口枯井准备跳进去，但是，他看到井底有一条巨龙，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吞食猎物。这个可怜的人立马陷入不幸之中——不跳下去，定会成为野兽的口中之食；跳下去，无疑变成巨龙的果腹之物。此时，他只能牢牢地抓住井壁上长出的灌木枝，将身体吊住。渐渐地，他的力气一点点耗尽，手也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应该是快要面临死亡了。在上下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之时，他仍然硬撑着。就在此时，他抬起头来四处打量，忽然看见两只老鼠，一黑一白，在他手抓的灌木枝上转悠，这两个家伙居然在啃啮这根灌木枝。枝条眼看就要断了，自己即将掉下去被巨龙吃掉，路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意识到死亡已经不可避免。他就这样悬在半空，忽然发现眼前的灌木叶子上有一些蜂蜜，便伸出舌头去舔食。

这时的我就好比那位路人，命悬一线，诚惶诚恐地抓住那根树枝。我清楚地知道，落入巨龙之口（也就是死亡）是迟早的事情，它正琢磨着把我吃掉呢！但是我搞不清楚的是，我究竟因为什么遭受这种苦难？我试图舔食这些曾给我带来无限甜美安慰的蜜糖，但现在它们不能再让我有一丝安慰，因为黑白两只老鼠，也就是白天与黑夜，正日夜不停地啃啮我赖以活命的枝条，巨龙还在脚底发出一声声怒吼，如此我还怎么能感觉到蜂蜜的甘甜。我睁眼看看老鼠，再低头看看巨龙，我无法移开视线。这不是寓言，无论是我，还是每个人，这是真实发生和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并且显而易见。

过去那些生命中的关于幸福生活的假象，一度隐藏了我对巨龙的恐惧，现如今我已不会再被欺骗了。“对于生命的真谛你是不会明白的，别瞎琢磨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啊！”这话任凭你说破了天，我都不会再重复过去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前我像那样做得太多太多了。现在，所有的日夜一刻不停留地把我引向死亡，我对此不能再装作看不见。这是我唯一能看到的，除了这个是真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假象。

那两滴蜂蜜，蒙蔽了我的视线，导致我无法看透残酷现实的蜜糖，其实代表一种热爱，对象分别是我在意的“家庭”和我自己所谓的“艺术创作”。但是现在，这种热爱已经不能再让我感觉到甜蜜。

“家庭”，我不止一次地默默念叨。家庭是什么？家庭就是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是人，和我处在一样的环境之中，他们或许应该被谎言所蒙蔽，或许应该捅破谎言让他们明白残酷的事实。他们为了什么活着？我因为什么去爱他们，为什么给他们提供保护、教育和抚养？为了让他们今后变得和我一样，对生活悲观绝望，或者头脑也变得愚蠢迟钝吗？因为对他们的爱，我不能对他们隐瞒事实，我也知道，每一次提高认识，就离真相更近一步，而真相恰恰就是死亡。

“艺术和诗”，尽管死神迟早降临，它会毁灭一切，包括我和我的事业，以及与事业有关的记忆，但由于受到世人交口称颂的蒙蔽，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这样的事业值得去做。然而我很快察觉到，这也是一个谎言。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对生命来说，艺术既是一种粉饰，也是一种诱惑。但是，生命对我而言失去了吸引力，我又将怎样用生活来诱导别人呢？在我还没有活出自我的时候，是别人的生命带领我向前走。虽然不能诠释生命的意义，但我始终相信生命真的具有某种意义，我能从各种各样的诗和艺术作品折射的生活影像中找到欢乐，愉悦而舒心地打量艺术这面镜子里反映的生活。但是当我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意识到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时，这面镜子就变得多余了，只会令人发笑或带来痛苦。当我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处境，看到那种愚蠢而深陷绝望的状态，我不能再自我宽慰。在我的内心深处还认为生命有意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好，从而感觉心情愉快。此时，生活中这些滑稽可笑的、悲情的、催人泪下的、美好的、恐怖的事物，以光与影的变换方式取悦于我，让我开心。但是，当我知道生命没有意义并且令人恐惧之时，通过镜子里的影像我已经不能感觉到愉悦。就像当我看到提示死亡即将来临的巨龙和老鼠时，不管蜂蜜如何甘甜可口，对我来说都毫无味道了。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如果只知道生命毫无意义也就罢了，我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因为我会认为这就是我的宿命。但是我不甘心！如果我本来就生活在森林之中，即使知道没有路能够走出森林，我还是能存活下来；但我不是从来就生活在森林里的，我只是一个在森林迷路的旅者。由于迷路，恐惧随之而来，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最初不知道怎么办，希望能早点儿走到正道上来，我也知道，每前进一步都会越发地陷入迷乱，但还是必须在林中摸索前行。

太可怕了。我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以逃避这种恐惧。然而，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的时候，我越发感觉到空前的恐惧，我知道，相对于结局，这种恐惧更为可怕。但我不能赶走恐惧，也没有等待结局到来的耐心。一旦我心脏的血管破裂，或者体内其他什么器官破裂，生命瞬间便会结束。无论有什么论点来说服，我还是缺乏等待结局到来的耐心。

由黑暗带来的恐惧空前强大，我想尽快地了结生命，用子弹，或者绳索。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从而十分强烈地想要自杀。

第五章 问题越简单越不容易回答

如果死亡最终将把生命的一切都带走，那有没有什么能够超越死亡的东西，能让生命得到永恒呢？

“或许我忽略了些什么，或者在认识生命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解的地方呢？”我三番五次地试图说服自己，“这种绝望不可能固定在人性之中。”接下来，我开始寻找答案，遍访人类已经掌握的各个学科门类。说干就干，我努力地、坚持不懈地查找，就像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做最后的挣扎；我如此望眼欲穿地寻找，但最终什么也没找到。

非但一无所知，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反而越发相信一个事实：还有许多人也在各门学科之中苦苦寻找，但最终和我一样，并未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不仅一无所获，反而更加确信那个唯一的、不可争辩的结论——生命本来毫无意义，也就是那个让我陷入绝望的根源。

我皓首穷经，四处求索。得益于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学术界的关系，我能与不同知识领域的学者本人见面。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我掌握了回答生命问题的各种答案。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始终难以相信，关于生命这个问题，除了现有的答案，竟然没有其他的回答。我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一本正经的科学论证得出的结论，却与解答生命的意义沾不上边。我觉得，对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明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知识我非常胆小。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答非所问不是知识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我的不学无术。这些不是儿戏，也不是玩笑，而是涉及我的生死的严肃话题。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提出的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是所有门类知识的基础。如果科学一定要来回答，那么我没有错，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错，错的是科学本身。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所做的一切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整个人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这是我的问题，也就是那个对我产生刺激，让我在50岁时想要寻短见的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小到蒙昧无知的婴儿，大到阅尽繁华的老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正如我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那种感受，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生活也就停滞不前了。

如今，这个问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有欲望？做事情又是为了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超越死亡，从而拥有永恒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知识可以回答吗？

没有关系，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它都指向同一个意思。为了这个问题，我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寻找答案。最终发现，由于对生命意义问题的态度不同，人类的知识被分成了两半，正如两个对立的半球，在相对的末端存在关于生命意义这一问题的两极答案，一个消极否定，一个积极肯定，但不管是哪一极，对生命意义问题的回答都不明确。

有一个门类的知识好像并不承认这个问题，只能在自己所属领域回答问题，这就是实验科学，这一领域的终端是数学；另一门类的知识承认生命意义的问题，但直到今天也无法给出答案，这便是思辨科学，其尽头是形而上学。

我很早就开始了对思辨科学的学习，后来也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产生兴趣。在某个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给出的关于生命意义问题的假答案上。只因那时候我尚未明确追问生命的意义，并且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成形，更不会要我立即作答。

如果从实验科学出发，我会对生命意义得出这样的认识：“世间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不断地分化，越来越复杂和完善，并且有指导这种变化进程的规律存在。你属于这个整体，当你力所能及地掌握了整体和发展规律，你就会认识自己，并且把握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

虽然我羞于承认这个结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恰好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复杂。我的肌肉慢慢变厚，变得越发结实；思维更加敏捷，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显著提升；我在不断成长，慢慢地成人。身上的这种成长和变化让我自然地认为，不断成长和提高的规律适用于全世界，我可以从这个规律里找到关于生命意义问题的答案。

但是很快，我就到了生长停滞期，感觉自己再也没有成长和进步。我身体渐渐消瘦，肌肉变得松弛，齿牙松动脱落，最终我明白过来，这个所谓的规律不但不能给我什么答案，并且这个规律没有存在过，甚至根本不存在，我只不过把在生命里某个时段看到的东西当成了这种规律。也就是说，世上不可能存在无限发展的规律，这是我对这种规律的定义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我终于知道了，“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不断地分化，越来越复杂和完善”，这样的话说与不说没什么区别，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既不复杂，也不简单，既没有前，也没有后，既没有好，也没有坏。

关键在于，我的问题是个体问题，即我个人——这个充满欲望的自身——到底是什么？然而，这个问题根本找不到答案。显而易见，那些科学知识很有意思也能引人入胜，但关于生命这个问题，它们表现出来的正确性刚好与其准确性背道而驰：它们越是不适用于生命问题，就越表现得准确而明晰；它们越想对生命问题给出准确的回答，就越发模糊不堪，越发枯燥无味。

世上并非没有回答生命问题的科学知识，比如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还有社会学等都是，但你一旦将注意力转移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就会慢慢发现其思想非常贫乏，表述含混不清，更有甚者还假装能够解答其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那些思想家们相互之间展开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有时候还自相矛盾。

如果你原本就不打算涉及生命问题，只专注于自己的学科和专业方面，那么，你会对人类拥有的智慧和力量发出感叹。然而，你事先就应知道一个事实——从它那里找不到关于生命问题的回答。这些学科的知识对生命问题置之不理。他们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对‘你是谁、你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无法回答，对这类问题也不研究。我们研究的是，光与化合物的光合作用、有机物的发展以及各种物体和物体表现的规律，各种数值之间的关系、人类大脑的生理构成，等等，对于这方面的疑问，我们都能准确无误地作答。”

通常来说，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一问题，实验科学会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提出问题：我为什么活着？

得出答案：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数不清的微粒不断地成长和分裂，其形式无限复杂。当你搞清楚了这些变化规律后，就会发现“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答案了。

于是，我将目光转向思辨科学。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言论：“人类不断地生存和发展，基础则是指导他们的精神原则和理想。这些原则和理想的表现形式是——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政体。这些原则和理想的层次越高，人类的生活也就变得越加幸福。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因此，我应该加深对理想的认识，推动人类早日实现理想。”在思想陷入紊乱的时候，我常常满足于这种理论。但这种状态毕竟短暂，很快，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再次出现在眼前，所有的这些理论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思辨科学就是如此地敷衍塞责。且不说，它奉行的那些大众公理，还往往只是通过对少数人的研究得出的成果。并且，还有很多人拥护他们的“人类理想组成论”，撇开拥趸之间的矛盾和争吵，这种理论奇怪的地方或者说愚蠢之处表现在，对于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我是谁？我活着为什么？我应该如何做？它认为人类在回答之前应该首先搞清楚：“人类目前还不明白的生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