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次登上舞台

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信中跟朋友说到：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瞎眼老鼠，等着自己的是即将落下的棍棒。这说出了所有落入困境中的人面临的恐怖场景，但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些会否极泰来，我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我曾经做过许多杂活，当过报童、印刷工人、玩具小贩、吹玻璃的，还有诊所佣人，但跟雪尼一样，无论自己在做什么活，我从没忘记自己要当演员的最初理想。一到休息日，我总会穿上擦亮的皮鞋和洗干净的衣服，再戴上干净的硬领子，准时到河滨大街贝德福路的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那去。这是我的惯例，直到我的那套衣服破到没办法再穿出去为止。

第一次去的时候，事务所里站的满满的都是穿着体面的“演员们”，有男有女，装模作样地交谈着。我生怕有人看见我那身破旧的衣服和开了口的鞋子，很羞愧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间或会有一个年轻职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极干脆地说一句：“没你能做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瞬间那些骄傲的“演员”就蔫了下去，事务所里的人也渐渐都走光，像做完礼拜的教堂一样。有一次，那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那职员看见了我，突然停下来问：“你来做什么？”

我像奥立弗·退斯特求人给他添点粥一样，可怜兮兮地挤出一句：“你们需要人扮演小孩子的角色吗？”他问我登记了没有，我摇摇头。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领我到隔壁的办公室里，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和一些其他细节，并告诉我会在需要的时候通知我。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因为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

在雪尼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让我去他们那。于是我打扮得焕然一新，被带去见了布莱克默先生，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摆架子或是吹毛求疵，而是和蔼可亲。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查尔斯·弗罗曼的事务室里去找C．E．汉密尔顿先生。

我向汉密尔顿先生虚称我已经十四了，其实我才刚十二岁半。他看了字条，见我又矮又小，觉得挺奇怪又挺有意思的。他告诉我，需要我扮演《福尔摩斯》里的小佣人比利，一共巡回表演四十周，从秋天开始起。

此外，《福尔摩斯》里的主角H．A．辛斯伯里先生，自己又编了一部叫《吉姆，伦敦人的传奇》的新戏，也有一个要孩子出演的角色。“它很适合你。”汉密尔顿先生说。巡演《福尔摩斯》前，戏班要先在金斯顿戏院试演《吉姆》这部戏。他在这部戏里给我每周两镑十先令，之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一样。

这么多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但我却一本正经，连眼睛都不眨，说：“我要跟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怎么样。”

汉密尔顿先生似乎觉得很有意思，大笑起来，还把工作人员都叫出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比利，如何？”大家都满面笑容地看着我。我有些纳闷，世界忽然变得不一样，它开始对我宠爱有加了。

然后，汉密尔顿先生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莱斯特广场的绿厅俱乐部里找辛斯伯里先生，于是我踌躇满志地去了那儿。在那儿，辛斯伯里先生同样把工作人员们都叫出来看我。他把桑米的脚本给我，说这是他剧里的重要角色。我几乎不会读书，所以生怕他让我当场念台词的时候出丑，不过幸而他让我带回去抽空看，一周以后才开始排练。

回去的路上，高兴到有点傻呵呵的我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就要实现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一名演员了！这变化来得是那么突然和意外。我不停地翻看手中的脚本，那本棕色封面的小册子，这是我自打出世以来拿到的最重要文件。我坐在一路行驶的车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我已经是戏剧界的的一员，而不是游荡在贫民窟的野孩子了。这想法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雪尼听我说了这些之后，也止不住流泪了。他蹲在床上不住地点着头，盯着窗外，有点出神，最后表情严肃的说：“这可是咱们生活的转机了。如果母亲也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个消息，那有多好啊！”我很高兴地跟雪尼说，我们一年至少能存下六十镑。

心情平复之后，我们考虑到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觉得也许还可以多拿点，我认为可以试着跟汉密尔顿先生提一下。于是雪尼去交涉，不过汉密尔顿先生最多只肯给两镑十先令了，我们也就欣然同意了。

后来雪尼把脚本上的台词都给我读出来，还教我怎么背。那脚本差不多有三十五页，不过我三天之内就背熟了所有的台词。

《吉姆》开始排练了。在雪尼细致地教导下，每一句台词我都能说得完全正确。只有“皮尔庞特·摩根”这个名字总被我念成“普特普林特·摩根”。辛斯伯里先生让我牢牢记住。这出戏的排练给了我很多启示，让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我很快就学会了很多舞台上的技巧：如何在时间上配合，如何停顿，如何告诉一个演员转身或坐下。不过我说话时会扭着头，有时候幅度有点大，这是辛斯伯里先生纠正我的唯一错误。我在排练中的表现让他十分惊讶，甚至怀疑我以前演过戏。而对于他和戏班里人的赞赏态度，我感到既高兴又理所当然。

《吉姆》要在金斯顿戏院和福勒姆戏院分别试演一星期。这是一出情节剧，我在里面扮演的是报童桑米，台词和动作都很多，观众们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可能由于当时我看起来像是个还不到我实际年龄的小孩子吧。我的每句台词都能逗观众发笑，不过在动作方面有时候我却有些糊涂，对我来说讲台词比做动作要容易得多。

《吉姆》没有得到剧评家的好评，但我却因此而崭露头角。查尔斯·罗克，戏班里一位很有声望的老演员，拿给我一篇登在《伦敦热带时报》上的剧评，先跟我说了一通要谦虚谨慎的道理，然后给我念了那篇剧评。我把它一字一句的记住了。作者在讽刺了那部戏之后，写道：“但是报童桑米却是这出戏里的亮点，这个灵巧的伦敦流浪儿是这出戏逗人笑的重要原因。桑米的角色在剧本里毫无新意，但是查尔斯·卓别林这位活泼的小演员却将其演绎的可爱有趣。我以前不曾听说过他，但是希望他能在不久以后大有所成。”后来雪尼买了一打这期的《伦敦热带时报》。

我们演完两个星期的《吉姆》之后，开始着手排练《福尔摩斯》。因为还不确定可以完全摆脱贫困，所以那时雪尼和我还在波纳尔弄住着。

在排练的时候，有一次雪尼和我曾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那天看护告诉我们母亲情况不太好。于是雪尼就去了病房里面看她，我一开始是不敢去的，怕自己承受不了。后来看护告诉我母亲情况稳定了，我才去了病房里面。走之前，母亲叫我到一边，心事重重的跟我说：“千万别走丢了啊，他们会把你关在这里的。”她在凯恩－希尔治疗了十八个月才康复。雪尼在我巡演时，常常去看她。

辛斯伯里先生在扮演福尔摩斯的时候，跟《河滨杂志》里插图上的福尔摩斯几乎一模一样。他有着一张看起来十分精明的长脸，还有那标志着智慧的前额。他被认为是福尔摩斯的扮演者中最优秀的一位，甚至超过了兼剧本撰写者与福尔摩斯最初扮演者于一身的威廉·吉拉德。

第一次巡演时，我被安排跟格林夫妇住在一起，这夫妇俩丈夫是做木工的，女的则管理戏班的行头。他们有时候喝酒，我又不愿意总迁就他们的吃饭时间，对他们的饭菜也不喜欢。这样下去他们也会厌烦我的，所以，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决定不住一起了。我开始一个人独住，因为我太小了，不适合跟其他人同住。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里，我孤独地住在一个后间里，演出之余很少跟其他人在一起，只能自言自语。有时我也去酒馆里看戏班其他人打弹子，但明显感觉到我一去，他们就拘谨起来，而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总是在我笑他们轻浮的时候朝我皱着眉。

于是我开始变得忧郁。每到周日晚上，我沿着这北方城镇的大街走着，灯光已灭，教堂里传来清冷的钟声，总是让人觉得寂寞无助。平时我会去市场或商店溜达溜达，买些肉和吃的让房东太太做菜。有时也找来戏班里管食宿的那家人，和房东太太一家人在厨房里吃饭。北方人家的厨房都收拾得那么干净，在阴湿寒冷的一天过后坐下来，对着兰开夏人家厨房里烧的旺旺的炉火，还有灶头上一盘盘等待烘烤的面包，和房东太太一家人一边品着茶，一边吃着涂着新鲜奶油的热面包，的确是个很惬意的时候。

我在外省巡演了六个月。雪尼那时搁置了做演员的理想，当了河滨大街科尔－霍尔酒店里的一名侍应生，因为他一直没有在戏院里找到工作。虽然是在一百五十个竞争者中被成功录用了，但对他来说，当侍应生也是一件没什么面子的事。

他时常在信中告诉我母亲的近况，但我却因为不太会写字而很少回信。于是他在一封信里问我为什么不回信，他提到了我们一起经历的苦难，说母亲病后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更加相亲相爱，“你应当经常给我写信，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一个弟弟啊！”这封信将我深深的打动了，我立刻回了信。从此以后，我和雪尼更加亲密了。他的信让我们之间的亲情牢不可破，一生都没有改变过。

而同时，我也习惯了独自生活，平时说话很少。这导致我在偶遇戏班其他人的时候，会显得局促不安。对别人的问题我有点慌乱而语无伦次。有的人可能会奇怪或担心地认为我的精神有些失常。我们班里的女主角，漂亮和善的格丽泰·哈恩可能就这么以为吧。因为我一看见她穿过马路走向我的时候，就急忙躲开她，转身看着店外的橱窗或是向另一条路走去。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散漫，对外表也不再讲究。每次和戏班一起上路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火车站，穿着零乱，连硬领也不戴，大家常常为这些责怪我。

为了排遣孤独感，我买了一只兔子，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偷偷把它藏在屋子里，不让房东太太知道。她到我屋子里之前，我都会把兔子藏进床底下的一只木笼子里，她一走，我就放出兔子来，让它在屋子里上蹦下跳。不过，房东太太似乎能闻到兔子身上那股不好闻的味儿，每次离开时的表情都很疑惑。

不久后，我开始训练那只兔子这样的技能：一听见有人敲门就跑回到笼子里去。房东太太发现了我的秘密之后，我让兔子演了这套把戏，结果她也觉得挺有趣，就耐下心来让我们住完了那一周。

到威尔士的托尼庞蒂之后，房东太太却对兔子的这套把戏笑而不语。那晚我从戏院回去之后，就发现心爱的小宠物不翼而飞了。房东太太只是声称它自己逃走了或是被人偷了。

后来，我们又从托尼庞蒂到了埃布维尔，准备演出三天。那是个阴湿难看的矿业市镇，戏班里的人多数住在小客栈。我算是幸运的，能在一个矿工家里租到一件干净舒适的小房间。每天演完戏还能在火炉前吃到热的晚餐。

房东太太是一位高大而美丽的中年妇女，但脸上似乎总有着忧伤的神情，给我送早餐时也是一言不发。我留意到他们家厨房的门一直关着，只留着一条几寸宽的缝，每次去取东西的时候，我也必须要敲门。

第二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她的丈夫走了进来。他是在戏院里看了戏回来的，手里拿着一只燃着的蜡烛，正要去睡，见到我就和我说了会话。后来他停下，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给你看一样东西，它也许能做你们这行。你见过蛙人吗？”

于是他让我拿着蜡烛，提着灯领我进了厨房，然后把灯放在菜橱上，菜橱下边没有橱门，而是拉着一块帘子。他拉开那帘子，说着：“出来啊，吉尔伯特！”

一个怪物从橱里爬了出来，长着一个大到不成比例的扁脑袋，一头金发，没有血色的脸上是塌鼻子和大嘴巴，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十分健壮，但没有小腿，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管被剪到大腿那，能看见露出十个粗短的脚趾头。这恐怖的怪物抬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黄的牙齿，看起来像是二十岁，又像是四十岁。

“跳一下，吉尔伯特！”他父亲说，那可怜虫就慢慢俯身，用手臂撑着往上一跳，几乎跳到我头那么高的地方。

“你看他能去马戏团演出吗？他可是蛙人啊。”

我已经被吓得快不能说话了。不过还是告诉了他几个马戏团的名字，说可以写信试试。

他还是要那可怜儿子再做一些蹦跳、倒立之类的动作，我也只能装出一副欣赏的样子，夸他演得好。临走时我对他说了句：“晚安，吉尔伯特。”他也粗着嗓子磕磕巴巴地说：“晚安。”

那天，我夜里醒了好几次，每次都要去看看厨房的门锁好了没。第二天，房东太太看起来挺高兴，话也多了：“你昨天看到吉尔伯特了啊。不过，他是因为有戏班的人在家住，才睡在那菜橱里的。”

我这才意识到这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一句，并装作感兴趣地问他能不能去马戏团表演。

房东太太点点头：“我们常这样打算呢。”

可能是为了讨好房东太太吧，走之前我还特意到到厨房里跟吉尔伯特告别。我尽量装出一副完全不介意的样子，握了握他那满是茧子的大手，他也很和蔼地跟我握了手。

我们在外省演出了四十个星期才回到伦敦，紧接着的八个星期又在郊区各地表演。《福尔摩斯》这戏大受欢迎，所以，第一轮之后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又开始准备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家了，从波纳尔弄搬到肯宁顿路上一套更像样的房子里。我们想要消除过去留下的痕迹，就像蛇蜕去身上的那层皮一样。

同时，我从戏班的管事那儿为雪尼在《福尔摩斯》里谋了一个小配角，每周能拿三十五先令，这样一来，他也进了戏班，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巡回演出了。

第二轮巡回演出时，雪尼每周都写信给母亲。演出快结束时，凯恩－希尔疯人院给我们来信说母亲已经康复了。我们很快就办好了她的出院手续，打算先接她到雷丁，一家团聚。为了庆祝这件天大的喜事，我们租了一套非常精致的公寓，有两间卧室，起居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母亲的卧室里摆着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

在火车站接母亲时，我们俩兴奋而紧张，但是想到母亲必须要适应新环境才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而且也再也回不到当初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这样一来，我又有些焦虑。

火车进站后，我们忐忑地盯着从车门那依次下车的旅客，后来终于看见了母亲，她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看见我们，她并没有表现的很伤感，而是亲切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很明显，她也在努力适应着一切。乘马车回去的途中，我们断断续续地谈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子和摆在她卧室里的鲜花，一阵欢欣雀跃之后，我们都在起居室里坐下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在那和睦的阳光下，房子里寂静的空气反而让我生出一些忧郁的情绪。因为看到母亲只要在生活中稍稍满足就很开心了，这让我不免为自己不幸的过去而伤怀。她可能是唯一能让我有这种感伤的人吧。不过，我尽量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母亲老了些，人也胖了点。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自己，并以此为傲，希望她能衣着光鲜地跟我一起去见同事们，不过现在她看起来却有些落魄。可能是察觉了我的心思吧，母亲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小心地帮她整了整头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我的同事。”

她看了看我，取出了粉扑往脸上扑点了粉，高兴地说：“看我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不久后我们互相适应了，我也不再有那种为过去伤怀的情绪。不过因为年龄渐长，我们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亲热地黏着她了，她也心知肚明，因此我们也就觉得她更通情达理了。在巡演那段日子里，她会出去买些吃的用的，还要带回来一些鲜花。这跟从前一样，就是再穷苦，她星期六晚上也要带点紫罗兰回来。只是有时候我对她的沉默和冷淡感到难过，感觉她有时候不太像母亲，而像是我们的客人了。

过了一个月，母亲要回伦敦了。她想省些旅费，不再跟着我们到处跑，而且想要在我们巡演结束前布置好一个新家。她在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就是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此外她还买了一套十镑的家具，分期付款。那几个房间当然谈不上雄壮华丽，但是她在卧室里装橘子的木箱上盖上了印花布，别出心裁，让它们看起来像小衣柜一样。雪尼和我每周能挣五镑五先令，把其中一镑五先令交给母亲。

第二轮巡演结束后，雪尼和我陪了母亲几个星期。我们虽然很乐意陪着她，但由于家里比起设备舒适的外省公寓要简陋一些，所以我们又有点想再次参加巡演。这时候我们对那些小享受已经开始习惯了。母亲也觉察到这点了吧，去火车站送我们的时候，她看上去很高兴，但火车开后，她在月台上笑着挥舞手绢的样子却又显得忧郁。

在第三轮巡演的时候，母亲来信说，那个露易丝，也就是父亲的后一个妻子死了，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死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兰贝斯贫民学艺所里，真是造化弄人。她的小儿子也被送进了雪尼和我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看了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岁，完全不记得雪尼和我曾经和他一起住过，因为那时候太小了。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没什么印象了。据母亲所知，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很漂亮，安静害羞，看起来心思缜密。母亲给他带了些食物，而且说要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是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再度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知道母亲再次发病之后，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不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是在一份短短的通知里得知有人发现她一直在马路上徘徊，说话语无伦次。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清醒过，而之后的几年，凯恩－希尔疯人院也渐渐萧条，我们手头宽裕了之后，才想办法把她转到了一家私人医院。

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母亲。因为在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年中，我们都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她也过上了不曾想到的舒适生活。

后来，《福尔摩斯》的上演权被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走了，他是布莱克本皇家戏院的老板，于是我们在这个戏班的巡演就告一段落了。新戏班邀上了我们，去更小的城镇里演出，但每人的报酬都降到了三十五先令。

这个新戏班和弗罗曼戏班相比逊色了很多，这让我们十分懊恼。我本不打算让别人知道我对这班子的歧视，但由于被新导演问到了一些舞台技巧，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是怎样导演的。这引起了戏班人的不快，从此他们就当我是个乳臭未干的自负小子。一个新的舞台管事还多次借机找我的麻烦。

后来，机缘巧合，《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拉德编了一出叫《福尔摩斯难做人》的开幕戏，共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还有福尔摩斯的小佣人比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吉拉德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给我拍来一封电报，问我能否扮演比利这个角色，到伦敦跟吉拉德一起出演这场开幕戏。

我激动极了，但又急得团团转，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人，替我演他们这边的比利，好在他们真的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西区的一家戏院里演出。这次经历被我形容成自己的新生。我到了约克公爵戏院，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领我会见了吉拉德先生。我还见到了美若天仙的玛丽·多萝，她有着娇嫩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令人心醉的下颌，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这种美丽让刚满十六岁的我惊呆了，我告诉自己不要被她迷住，却还是对她一见钟情了。这一切的经历，几乎让我有些眩晕。

优秀的女演员艾琳·范博朗在《福尔摩斯难做人》里演那个疯女人，出演福尔摩斯的吉拉德只是坐在那听她念着大段对白。我则在剧里说了一句笑话：“您的办法是对的，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呢。”

剧评家们对这幕剧里的笑话是欣赏的，但他们批判吉拉德为玛丽·多萝所写的《克拉丽莎》并不成功。于是吉拉德在那之后又开始重演《福尔摩斯》，我依然在剧中扮演比利，又能拿到每周两镑十先令。这让我喜出望外。

排练的时候，我再一次遇见了玛丽·多萝，我告诉自己不要为她倾倒，但对她的爱慕却又在沉默中渐渐加深，我恨自己的软弱无能，觉得她可爱，却又因为无法接近她而觉得她可恨。她演的是爱丽丝·福克纳，我没有跟她合演的戏。但我算好时间，故意在楼梯上遇见她，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句“晚上好”，她也会笑眯眯地说声“晚上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炮走红，我参演的时候，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同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也去看戏了。

在这部戏结束前两周，巴昔卡先生开了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德尔先生和太太，希望能让我在他们的新戏里演个角色。那时候他们正在圣詹姆斯戏院里上演一出很卖座的戏，正好快要结束了。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那家戏院的休息室见面。二十分钟之后，才看见肯德尔太太远远地走过来。她神情傲慢，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孩子啊。我们下一部戏要到外省巡演，我很愿意听你念下脚本。可我们现在太忙了，明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再来一趟，好吧？”

我冷冷地答道：“对不起，夫人。很可惜我不能去外省演出。”然后就将帽子稍微抬了抬，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马车走了。此后的十个月里，我就一直散漫着，无事可做。

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最后一场《福尔摩斯》后，玛丽·多萝要回美国去了。那晚我一个人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两三年后，在费城，卡诺喜剧团参演新戏院开幕典礼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她致辞时，我就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因为演丑角，又已经上了装，所以因为难为情而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和在外省的巡演的《福尔摩斯》几乎是同时结束的，所以雪尼和我都闲下来了。不过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于是很快就进了查理·马侬的丑角闹剧班。这种戏班演的都是幽默的哑剧，不过配上优美的舞剧音乐，很受观众欢迎。后来，弗雷德·卡诺，最杰出的丑角闹剧班的班主看中了雪尼，邀他去了自己的戏班，每周给他四镑的薪酬。当时那里没有合适的戏让我演，不过幸好我在伦敦演出时存了点钱，于是在雪尼去外省演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伦敦，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