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美好的福建，众多的文化景观和文学现象亟待研究和挖掘。酌蠡水于大海——南宋福州所属永福县（今永泰县）萧国梁、郑侨、黄定三人于孝宗乾道二年至八年（1166—1172），七年之中，蝉联三科状元，这是中国科举史上仅有的现象。发生在福建境内惊才绝艳的神话传说，不胜枚举：魏晋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有一篇题《白水素女》，演绎螺女与谢端的爱情传说，故事发生地在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与雷焕得到两把宝剑，干将剑归张华，张华死后，干将剑莫知所踪；莫邪剑归雷焕，雷焕传与其子雷华，雷华出任闽中建安郡（郡治在今福建建瓯市，西晋时属扬州）从事，路过延平津（在今南平市，闽江干流南平段古称），佩戴的莫邪剑跃入江中，与干将剑会合，双剑化龙；近代闽人作家林语堂先生把唐代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改写成《白猿传》，收入其编著的《中国传奇》，把故事的地点改在今福州市所辖的长乐市境内^[1]……这些故事，至今在故老中口耳相传，窥一斑可知全豹，想见福建虽为海滨，而人文归美钟秀。

一个区域在全国，一个国家在世界，每一个体，不论国家、省份、种族、阶层，其文化与文学只有高度和境界的比试攀高，不存在因地域远近而产生优越性和下劣性的强分；如果强制进行这种人为的区分，甚至带着歧视的眼光来看待区域文学与文化，在学理层面必然丧失了理性和正当性，不会产生实际的意义。

福建文化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均较晚。明代叶向高撰《福清县重建儒学记》：“汉承秦，表章六经，史称得人为盛。闽时方由楼船下濑之役，无司马相如、王褒之流为之喻俗而讲德，箐丛阻险，不列于职方；至于建武，且墟其地，盖海内皆罹秦之苦，而闽独未蒙汉之化，文教阏矣。至宋，承五季休明，祚开濂、洛、关西，续线肇绪，而吾乡以山陬海国，比隆东土，昭融润色，抵今遵其业不废，盖海内皆蒙宋之化，而闽海独得宋之宗。洪濛以来，于斯为盛。”^[2]自宋代以来，福建前贤对于全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若蔡襄，若朱熹，若李纲等等，或为方正大臣，或为一代儒宗。若谈诗歌，严羽的《沧浪诗话》针砭宋诗之失，主张第一义之诗^[3]，为明代以来复古文学的圭臬。不论馆阁作手，乃至前、后七子阵营，或隐或显，对严羽的观点均无异词，尤其是严羽的“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4]等语，到明代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兴起的时候，李梦阳宗之，更加激进地提出“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5]，即清人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6]的复古口号。长乐高棅在《沧浪诗话》的理论基础上编《唐诗品汇》，影响巨大。^[7]“《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8]这种由于一个学者、一种主张、一种著作而在全国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区域其自然地理空间的限制，不得以地域之狭小而下之。

明代福建的文化与文学承两宋之后，在宋代文化已有的高端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江西、浙江、南直隶等直、省占得全国文学与文化之先机。谢肇淛《闽都记序》：“闽自无诸启宇，迄于今千八百年，蛮俗丕更，文明遐鬯，蔚然称邹鲁矣。”^[9]万历《福州府志·文苑传论》：“明兴二百年来，列圣作人，文风遐鬯，闽士蒸蒸，建旗鼓，属橐鞬，与海内抗衡。”^[10]叶向高《学使泰垣沈公报满序》：“八闽于宇内，裔藩也。惟有宋诸儒实式灵之，入明而文章经术愈益彬彬，闽士重矣。”^[11]明末清初之际，福州府闽县黄晋良为族人黄鐻作《游初草序》，称“吾乡可百万户，不辨四声者无一家”^[12]。福建人才和文学创作确实繁荣，故本书虽为福建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而其立足点仍然显示出在明代全国文化和文学演进中福建区域士大夫、作家、学者对于全国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福建籍的士大夫、作家、学者和全国同行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兼顾宏观与微观、把握静态沉淀与动态发展的研究格局。

明代理学到了成化间初步产生异变的因素，而后到正德、嘉靖之间王守仁新创心学，嘉靖之后学术“风习”为之“渐染”，万历间王学大发异彩，风靡南北，福建的学术和文学创作均受其影响。明代文学的演进最初由于馆阁主导天下文风，福建的士大夫积极参与到馆阁文学的建设进程中。成化间，李东阳领袖天下文坛，闽中多有文人追随。弘治年间，前七子等掀起文学复古运动。嘉靖间，后七子继起踵之，他们多在福建仕宦，对闽人影响巨深。王慎中家族中的翘楚人物王慎中对于唐宋派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贡献匪浅。此外，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时代更早的反对秦汉散文的福建士大夫群体性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明代福建的作家为本地域文学的繁荣付出了较诸他省作家更多的努力和艰辛。谢肇淛《周所谐诗序》：“抑余又有说也，中原人士舌本犀利，喜相标，以名相托，以华论衡，鄙秽中郎，谬称子迁，短才敬之缓颊，故朴樕碔砆皆得籍齿牙，以侥不朽于万一。吾闽处乱山穷谷之中，自非握三寸管如青萍，安能上干气象？即夜光之质，犹或按剑矣。其间衣褐怀玉、鹄伏而待沽者，不知其几也。”^[13]明代福建文学创作的成功对于后人来说弥足珍贵，更应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福建文化和文学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但不妨碍本区域内部历代学术、文学创作的持续发展，并融合它所接受的区域外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和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创作的特征，本书的重点在于以福建明代理学的发展变迁为观照福建文学发展、变化的基石和参照物，爬梳搜集融合在作家身上、内化为文学创作中、密不可分的文学现象，归纳概括明代福建文学创作有别于前代、有别于他省文学创作的特征。

全书的主体分成上、中、下三编内容，总二十章。

上编为《明代福建科举与文学家族》，共六章。福建历史上的科举以明代为最繁荣，因此涌现众多的科举家族。在此基础上数量可观的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家族得以产生。若要具体微观地研究明代福建的文学发展现象，必然要注意到文学家族在福建文学发展史上的著作数量、地位和意义，然后考察文学家族之外的文会结社，这种研究思路在本书中称为对文学结聚现象的研究。“结聚”一词出自《晋书·杜弢传》：“（东晋）元帝命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讨之，前后数十战。弢将士多物故，于是请降。帝不许。弢乃遗应詹书曰：‘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14]结聚，集结聚合之义。在本书中，结聚一词指在文学、学术上家族性质的著述和创作以及作家文会结社两个方面聚合性质的创作。本书考察了明代福建337个文学（学术）家族以及90个以上文会结社的现象，以文学家族考察为重点，勾勒明代福建文学创作中家族著述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描述明代福建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

科举对整个明代所有的士大夫和作家的人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ru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五章认为科举“对于建构一个同一性的上层文明有极大的意义”^[15]。龚笃清著《明代科举图鉴》，对明代科举制度有着深入的研究，认为明代是一个全民普及和诠释儒家经典的朝代。明朝的三级考试中乡试和会试均是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五房，士子认习《五经》中的一经为本经，形成了士子们从接受教育时即重视对《五经》研读的时代风气，促进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就福建八府一州的科举而言，泉州府尤其重视《周易》，形成了专门研究《周易》、号称“二十八宿”的学术研究群体，张岳、陈琛、林希元都是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至姚镆为福建提学副使之时，“兴、泉寡通《春秋》，建、汀鲜《易》学，为延名经分教之，闽士通经始全”^[16]。从目前所见通志及各府州县方志的《经籍志》和《艺文志》中搜集到的明代福建著述情况来看，从事五经撰述的作者数量不在少数，这是必须要加以重视的。特别是张岳、林希元等精通《周易》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经常假借经典之语辞，浇己胸之块垒，借助经典所蕴含的深意，间接地、含蓄地、委婉地表达某种政见和主张，儒家经典语词内化到作家作品的表达中，这种创作倾向是在特殊的学术背景观照下出现的文学特征。

福建内部八府一州之间的科举力量并不均衡，某些府县的表现特别显眼，某些府县则有消长的变化，府县与府县之间也有这种对比。考察八府一州举人和进士数量及巍科名次、频率，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福建各府州之间人才的消长变化。对一府州内部各县科举成就的消长分析，可以显示该县士人和作家在本府的重要性，对于该府文学创作的研究也是很必要的。根据我们所作的基础性研究，明代福建西部和北部的科举逐渐萎缩，东部沿海四府（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的科举实力逐渐增强；兴化府莆田县以一县的士子占据了乡试的高第，在明代前中期历科乡试、会试均取得与其人口、版籍不相符的佳绩，成为闻名天下的科举佳话和典型。沿海四府的科举力量分布也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趋势，这个变化出现在嘉靖中叶以后，与兴化府遭受倭难的时间基本重合。我们得出一个基本认识：晚明时局在日益衰落、走下坡路之时，而福建泉州府、漳州府两府的士子在科举中却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文化发展呈积极蓬勃发展的正态趋势，进入翰林院的进士越来越多，大批漳、泉籍士大夫出任中央六部、通（通政司）都（都察院）大（大理寺）等机构和各省方面大员要职，这种趋势延续到清初，反映了明代福建文化、科举的繁荣与强盛。

本书通过对历代所修《福建通志》、各府州县志的爬罗剔抉，梳理出士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家族和联姻最为重要。福建各府出现的文学、著述世家（家族），基本上与各府科举力量强弱走势相符：各府之间，以福州为最多，泉州、兴化、漳州次之，最不济者为延平府，合计搜集到从事文学创作的世家或家族在337个以上。《附录一》和第一章的内容展示了明代福建发达、强盛的科举事业，证实科举事业对于福建涌现众多文学家族的支撑意义。在此基础上，本书第一次大规模整理、梳拢了明代福建众多作家的家族血缘关系，构建出明代福建作家文学创作的家族性特征。观察到杨荣、郑善夫、王慎中、叶向高、谢肇淛等单个作家对全国文坛所具有的领袖、领先或独创的意义其所具备的、深厚的家族底蕴，表现为以丰厚的文学家族为基础的、凝结着家族作家群集体创作因子的某一单个作家的创作现象。文学家族在历时的文学创作流程中和共时的当下状态中对福建文学创作的大规模增添和附着。据此，作《福建明代科举与文学家族》，考察明代福建的闻家望姓，为上编。

中编为《正德至万历间福建心学传播研究》，共三章。中国学术到明代已经形成儒、释、道三大系统，其中以《诗》、《易》、《礼》、《尚书》、《春秋》等所谓五经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所谓《四书》为主的儒家思想成为朝廷的统治思想，并在各级学校和科举考试中推行，但是儒家学者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又吸收了道、释二家思想的某些因素，促进了儒学的演进，不可忽视。本书观察到明代成化以来，福建的理学思想逐渐异变，陈剩夫、周瑛、蔡清等人的学术思想均有接近后来心学的成分；当王守仁在正德末、嘉靖初倡言心学时，福建学者得地利之便，较早地沾染了王守仁的心学，此后在嘉靖、万历之间福建有更多的学者接受心学，故作三章以考订明代福建受到心学思想影响的学者。

福建自南宋朱熹以来，一直是朱子学的重镇，对全国产生巨大的、扇形的辐射影响，举凡福建学者大概皆以习朱子学为荣。明代的科举又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因此之故朱熹的学术在其发源地福建更是万人膜拜，一时备极荣耀，士人不敢轻易亵渎，形成了福建籍士子、士大夫和作家的学术背景，形成一种牢固的、独特的话语特征、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为“他者”的学术背景所无，亦成为反击“他者”学术背景、维护自身学术壁垒的最坚决者，因此清代黄宗羲所撰《明儒学案》，对于王守仁心学在福建的传播几乎不提，李光地之孙、李清馥作《闽中理学渊源考》亦有意忽略，直到万不得已、确实不能避开学术壁垒内部的嬗变之时，作者才稍稍露些许气息，绝为尊者讳言。我们看到清代以来的思想家自然而然地把福建的儒学看做几乎一成不变的学术死水，本省的学者更讳言福建学术、文化的嬗变，以至于在年代久远的今天，我们重新考索明代福建学者受王守仁心学影响之时，首先遇到的是文献上的莫大困难。倘或要考察心学的先驱、成化间的陈献章对福建的影响，文献更是不足且难征，难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这一幕在历史上却真实发生过。基于这种认识，以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为基准，作本编三章。在考察福建理学的变迁之时，尽量本着涸泽而渔的精神收集文献，研究明代福建经学变迁，研究朱子学重镇的福建在明代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嬗变，研究王守仁和陈献章的学术对福建士大夫的影响及影响的深度、范围及某些重要论争的问题。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弥补了《明儒学案》中《粤闽相传学案》的严重不足，时间跨度从正德到万历，考察的对象从本省学者到外省宦闽官员，考辨的阵营从朱子学学者到首鼠两端、游摆在朱子学与王学之间的学者以及坚决维护朱子学的学者，延伸考察了晚明福建学者对王学的理性反思。

下编为《明代福建文学与文献研究》，共十一章。历代学者对于保存福建乡邦文献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诸如明代成化间郑思亨编辑莆田古今诗文为《岗凤集》五十卷^[17]，王褒家族编辑诗文集《王氏文献集》十一卷，陈周家族编辑《陈氏义溪世叶》十二卷，祁彪佳撰《莆阳禀牍评语杂录》、《莆阳讞牍勘语》，康朗撰《温陵文献》十六卷，何炯撰《清源文献》，杨应诏撰《闽南道学源流》十六卷，林祺撰《漳献备志》、《漳文备忘》，徐熥辑《晋安风雅》十二卷，邓原岳选《闽中正声》七卷，陈元珂有《三山诗选》八卷、《闽中十才子诗》十卷、《长乐陈氏江田诗系》二十卷（按：一本三十八卷），费道用辑《闽南唐雅》十二卷，黄仲昭撰《八闽通志》，林茂达编《棠林世稿》，林兆诰辑《壶华毓秀集》（专收明代洪武至嘉靖六十二家莆田先辈诗），谢章铤编《东岚谢氏明诗略》，昌应时辑《郊居诗钞》，何乔远撰《闽书》，林霍撰《续闽书》，林凤仪编《木兰风雅》，林承霖和谢天驹编《莆阳四编诗集》，明末周闻、林简辑《莆阳风雅》（一作《木兰风雅》，收诗人170人，诗560首），明清之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康熙间曾士甲编《闽诗传初编》（多收明季诗人），清初漳州府李基益有《闽漳诗》，崇安县蓝书筠编《闽海网珊集》，乾隆间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周维庆撰《闽汀文选》十卷，郑杰编、郭柏苍补辑《全闽明诗传》，郑王臣编《莆风清籁集》六十卷及《兰陔诗话》，彭汝楠编集其家族文献《遥清编》，涂庆澜编《莆阳文集》五卷及《国朝莆阳诗辑》四卷，清代同安黄日纪编《全闽诗儁》，郑杰辑、陈衍补订《闽诗录》四十一卷，郑方坤编《全闽诗话》十二卷，梁章钜撰《闽川闺秀诗话》四卷、民国陈衍等撰《福建通志》等，对于展开对明清两代福建的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明代福建的文学。漳州师范学院（今闽南师范大学前身）的蔡一鹏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开始福建地域文学的研究，陆续地产生了一些成果。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庆元教授撰写《福建文学发展史》（1996），对福建的文学发展做了宏观的描述；其力作《文学：地域的观照》（2003）是一部宏观性质的著述，取精用弘，意义重大。庆元师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潜耕十年编著的《鳌峰集》于2012年出版；所培养的博、硕士研究生群体对历代福建作家如陈衍等人展开研究，壮大了研究队伍。复旦大学的陈广宏教授对于万历以来福建福州府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见解独到；上海师范大学的沈云迪以《明代福建作家研究》（2008）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对明代福建文学创作进行有益的探索。福建省内高校及其学术机构刊物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漳州师范学院学报》（今名《闽南师范大学学报》）、《闽江学院学报》、《泉州师范学院学报》、《闽台文化交流》（今名《闽台文化研究》）等设置闽文学与文化研究专栏。闽南师范大学设立闽南文化研究院、闽台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设立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设立闽南文化研究基地，不断推进福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如何选取恰当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升福建省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和运用是个关键问题。我们观察到明初的闽诗派成员众多，并不呈现为某一姓家族作家群的态势，因此明初闽诗派的流派研究是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自然选择，但就在明代洪武之时，以洪武十八年进士、长乐籍陈完为首的陈氏家族（号称“四朝诗系”）和以闽中十子之王褒为首的王氏家族的成长与闽诗派几乎同时，是明代福建滋长最早的文学世家。本书以时代分期为经，考察不同时代的学术世家、文学创作世家或家族其学术思想的嬗变和文学创作风格的演进；以家族作家群为纬，研究家族内部学术思想的共性和变化及文学观念的共性，更要研究学术和文学创作新变的因素，注重学术背景观照下的文学创作成就，从文学创作中反映理学的嬗变；再与作家群、流派、社群文会研究结合，突出重点，比较全面地考察明代福建作家的文学、经学乃至文化活动的演进与嬗变。

为了准确估算明代福建文学的创作实绩，细致地描绘福建明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希望通过利用地方史志的记载，对本区域明代著作情况作出接近本真状态的描绘，让一个比较清晰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图景再现出来，这一想法体现在《附录二》所收录的明代闽人丰硕的著述文献。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史描绘，要比纯粹依赖存世文献，阅读诗文评等著作所作出的评价更加准确、细密、可靠，比如嘉靖初中叶以来福建士大夫著作中出现的对《楚辞》和唐宋大家著作的评点、选本，现在存本几近于无，但我们看到著录的书目时却可以做出一种推测和估算，提出一种观点，以待将来若有存世文献予以证实。在家族性的文化与文学现象研究之外，众多的、分散的文学与文献的个案研究均纳入其中，积极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而和家族性文学现象的研究内容一起构建出完整的明代福建区域文学研究格局。作《明代福建文学与文献研究》，是为下编。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统计《福建通志》和各府县地方志所载明代福建各府县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的具体人数以及《隐逸》、《仙释》、《方外》等门类中的学者、作家，爬梳福建明代家族性作家群，整理艺文，调查存世文献，提炼明代福建作家和学者的成就，考察家族成员的创作与交游，建构福建明代福建文学与文化图谱，全面展现明代福建在文学、文化、学术著述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本书的研究方法。运用文献整理、考证、辑佚，版本的选择、研究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传统方法；重视方志在本课题中的地位；借鉴区域文化学和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创新文学与文献学相结合以及打破文体进行交叉研究的方法。

本书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难点。把明代福建家族文学创作与文化、哲学、经学结合在一起，考察各门类著述文献，辨析明代福建区域的文学、文化、哲学、经学的演变史，还原福建这个区域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文学研究领域，力图把文学的演进与明代理学的嬗变结合起来，在纷繁复杂的学术视野里考察家族著述的成就，避免孤立地研究文学的成就，以达到更精准地把握明代福建区域文化与文学脉动的目标。

本书把明代福建的理学、科举、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等视同为一个不可截然分割的整体，对明代文化和科举大省福建进行全方位研究，较为系统地对明代福建的文学结聚和文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梳理，探究明代福建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性、地域性、家族性、艺术性的特征，考镜源流，贴近历史，试着去打开明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座富矿。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明代文化、科举和文学相对发达的一个省域所进行的研究，可望形成方法论上的一种可行模式，对明代省域文学研究具有示范性的作用。

[1] 林语堂《白猿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6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2页。

[2] 叶向高《苍霞草》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影印第246—247页。

[3]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4]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1页。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李副使梦阳”条。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0页。

[7] 《全闽明诗传》卷三“陈亮”条下选其诗《奉寄高廷礼时求贤甚急高且讲学编诗不暇》，郭柏苍按语：“所云编诗乃指《唐诗品汇》。”（卷三，《全闽诗录》本第77页。本书所引《全闽诗录》文字，标点不一定相同，以己意断之，不另说明。《全闽诗录》五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 《〈唐诗品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第1713页。

[9] 谢肇淛《小草斋集》文集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本书所用《小草斋集》引文，诗集部分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明刻本，文集大部分据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江中柱点校的《小草斋集》。

[10] 喻政《福州府志》卷六十二，春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11] 叶向高《苍霞草》卷七，影印第179页。沈儆炌（1554—1631），字叔永，号泰垣，浙江归安人。

[12] 董秉清等《永泰县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77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影印，第182页。

[13] 谢肇淛《小草斋集》文集卷四，第73页。按：“才敬”疑当作“子敬”。

[14]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八册，第2621页。

[15]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14页。

[16] 何乔远《闽书》卷四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版，《文莅志》，第1167页。

[17] 按：此书见民国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十二（成化元年乙酉举人郑思亨名下注）、《兰陔诗话》，《全闽明诗传》卷十郑思亨本传引，作《凤岗集》，清代已少流传（《全闽诗录》本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