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狂才

湖北仙桃，是古代“云梦泽”之所在。它位于江汉平原中部，常年雨水充足，农耕、商业都很发达。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群捧着仙桃的仙女，前去给王母贺寿。走着走着，她们忽然看见下方有一块绿洲宝地，于是忍不住下去，以兜售仙桃为名探知民风。其中有一个买桃子的人说将桃子献给父母，仙女大受感动，飞入空中播撒桃子以示祝福。一眨眼的工夫，地上便长出桃林，绵延十里，果实累累。至此，“仙桃”便诞生了。

1969年12月16日，雷军出生在仙桃的一个教师家庭。仙桃上千年的文化沉淀，似乎也让雷军沾了不少灵气。后来，雷军总是被称为“楚国狂人”，其来源便与仙桃的历史有关。

雷军的童年时代和其他孩子别无二致，勤奋聪明的他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成为父母的骄傲。1984年，雷军进入湖北仙桃中学就读。这所学校每年有几千名优秀人才升入高校，仙桃也因此成了著名的高考“状元县”。

仙桃也是体育健将之乡，出了李大双、李小双、杨威等体坛名将。雷军却没有什么体育细胞，他感兴趣的是围棋，而且他对围棋的痴迷和别人不同，别人只是将下棋当成兴趣，而雷军却拿出全部的课余时间去下棋，有时候找不到对手，他就去淘棋谱，根据棋谱上的对局独自演练。学校有一年举办了围棋比赛，雷军过关斩将，轻松获得了冠军。

除了围棋之外，雷军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当年的《小说月报》是他的最爱，他通过阅读名家之作了解了社会和人性。另外，雷军还特别喜欢诗词，尤其是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十分着迷。长期浸泡在文学的海洋中，让雷军浑身上下散发着文艺青年的气质。

1987年，雷军考入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系。他之所以选择计算机系，原因出奇的简单—他当时的一个好朋友去了中科大的计算机系，所以他认为只有学计算机，跟朋友才不至于产生代沟。

武汉大学是一所名校，其前身是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首批国立综合大学，不过直到1978年，武汉大学才有计算机科学系。

在大学的第一堂课上，雷军听到了一位留学多年的老教授的心得：“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如何去学习。上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工作。如果明白了这两条，就永远不会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很多DOS方面厉害的程序员为什么没有转到Windows平台上？除了惯性思维，还可能是在学习的突破性方向上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老教授的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雷军打定了主意，他要学好自己的专业，设计出能安装在所有电脑上的软件。和同龄人相比，雷军多了几分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思维和眼界层面，更体现在执行力上。

雷军进入计算机系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自习，因为他很担心自己会因为落后追不上别人，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所以认为避免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陷入逆境，这样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成功人士都是善于掌控时间的人，而雷军的时间管理可谓技高一筹：他以半小时为单位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并按照重要程度自由听课：如果这门课程比较重要，他就上四分之一的课，如果不重要，就上八分之一。这种做法并非偷懒，而是为了弄清每一门课程的精髓并节约时间。为此，雷军遍访仙桃老乡，向他们打听不同任课老师的嗜好和特点以及哪门课程比较重要、哪些不太重要等信息，他还会把学长们的书成箩成筐地搬回宿舍。

大一的时光只给雷军留下四个字—勤学苦练，他继续发扬“高三精神”，汲取着一切他认为有用的知识。每天早上，他7点就来到教室，中午原本是午睡的时间，可他看到其他同学还在看书时，喜欢午睡的他马上改掉了这个习惯。周末他喜欢去看电影，但却要在自习到九十点钟后才去，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场了。尽管如此，雷军依然自得其乐，内心踏实。

“数字逻辑”是雷军当时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因为他几乎能回答老师提出的一切问题，让他很有成就感。在上“数字逻辑”课时，老师通常是先问大家能不能答上来，如果没人能答，才让雷军这个“压轴”人物回答。据说，雷军是计算机系20年来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满分成绩的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

雷军不仅刻苦学习，也和同龄人有相同的爱好，他经常会和宿舍的同学看电影或者出去游玩，也喜欢一帮人凑在一起打扑克。当时他们玩儿的是打拖拉机，是流行于湖北的一个扑克牌游戏，十分锻炼玩家之间的默契度，因为拖拉机需要队友帮助你加分和杀牌，配合不力很难赢牌。雷军每次玩得都十分投入，遇到周末，甚至刚起床就围在桌前开始“战斗”，一玩儿就是到中午，大家都不愿意动，就决定谁输了谁就去买饭。

虽然是玩牌，但雷军从中悟到了团队管理的诀窍。后来他进入金山之后，发现有些部门经理带队不力，无法和手下打成一片。雷军观察发现，这些员工都是大学时期的走读生，没有集体生活的经历，只能完成独立自主的工作，很难与他人配合。雷军十分感慨地说：“大学有很多事情是必须做的，比如打拖拉机。”因此，雷军很注重团队意识的培养，只有多和队友接触才能锻炼自身的领导能力。

大一下半学期，雷军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因为他开始接触专业课，也有了上机的机会。雷军学习刻苦又聪明，深得很多老师的喜爱，也自然成了老师们的“得意门生”，他们抢着让雷军帮着做各种课题，还把自己机房的钥匙交给他—最多时，他有3个机房的钥匙。

在80年代，计算机可是稀罕物，就连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计算机系机房也才有不到15台机器，搞得每一次上机都非常紧张，如果拿不到上机票就会被机房管理员拒之门外。雷军却不用担心这种事，他乐呵呵地在老师的实验室里光明正大地使用机器，安安心心地编写各种程序。

一天，一位叫王川的同学给了雷军一本书，名叫《硅谷之火》。这本书讲述的是在言论自由运动时期，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推动了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

那本书印制得非常粗糙，翻译也不好，可在阅读这本书时，雷军却被那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和扣人心弦的创业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也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乔帮主”那样，以大兴产业来报效国家，建立一个了不起的软件公司，并让它成为世界级企业。

后来，雷军说：“1982年，王川给我一本书。两块一本，《硅谷之火》。从此，乔布斯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我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梦想。”

正是《硅谷之火》这本书，以薄薄的内容和并不生动的文字，让雷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将他的理想火种点燃并助其燃成烈焰。很多年过去了，雷军依然没有忘记这本书，甚至在他创办小米科技的时候，还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硅谷之火》是他的精神源泉。

在一次演讲时，他说：“你们觉得今天乔布斯很了不起，其实他的风头在80年代初不亚于今天。90年代初，比尔·盖茨火的时候，也只能说‘我是乔布斯第二’。”

在“雷氏学习法”的促动下，雷军在大一就取得了全年级第一的出色成绩。然而雷军却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反而陷入了深思：大学并不像高中那样单纯地比较考试成绩，而是看重能力，特别是他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原本就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没有实践，得多少高分都是纸上谈兵。

雷军是一个有着超强自控和自驱能力的人，他不会只把乔布斯当偶像供起来，他要以实践去追随偶像的成功轨迹。

“黄玫瑰小组”的昙花一现

愚者安于现状，智者勤于思考，勇者敢于探索，仁者乐于奉献……而创业者则不甘寂寞，他们崇尚学以致用，会将知识、经验、理念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这也是他们有机会走向成功的关键。

1986年，从北京袭来的互联网浪潮来到了武汉。当时流行一句话：“学海淀经验，建武汉硅谷。”在武汉大学周围，冒出上千家IT公司和电脑配件商，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电子一条街。它位于武汉洪山区珞瑜路，从武汉大学东门走出十分钟的路程就能到。

经过几年的发展，电子一条街变得十分繁荣，这里有维修电脑的，有打字复印的，也有出售软件和硬件的。

当时正在上大三的雷军已经不满足于从课堂上学习知识，想要在更广阔的世界探索，其中对他最有吸引力的就是电脑了。因为学校机器紧张，而购买一台电脑也不可能，他就去电子一条街上帮人家调试、演示电脑，不少老板知道他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他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后来，雷军还帮助几家小公司编程，为他日后的软件开发打下了基础。

如今很多大学生在求职时因缺乏工作经验而落聘，而他们反驳用人单位的言论是：“你不给我工作我怎么有经验？”回头看看雷军，我们就能发现这不是招聘者的挑剔，而是应聘者的准备不足。

短短的两年间，雷军在摸爬滚打中涉猎了很多知识，职业经历也越来越丰富：他写过加密软件、编过杀毒软件、开发过财务软件以及CAD软件等，他还设计和焊接过电路板，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黑客”……雷军经常背着个大包，走街串巷，电子一条街的老板有事情都喜欢找他帮忙，也时不时地请他下馆子。

在电子一条街混的那些日子，最让雷军头疼的就是他那个又大又重的包。因为当时最好的电脑是286，仅有1M的内存，所以雷军每次出门都要自带20张以上的软盘。当时还没有诞生有关编程接口的资料，纸质图书的质量很糟糕。为了确保不出问题，雷军被迫同时带着三本大书互相比对作为参考。

为了避免背着一堆东西乱跑，雷军打定主意要写一本信息准确且内容翔实的编程资料书。在1992年，雷军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他写了一本名为《深入DOS编程》的书，后来竟成为了业内出名的“红宝书”。

1989年，雷军认识了一个叫王全国的人，此人年长雷军四岁，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当时已经留校，是电子一条街上的技术大拿。因为当时互联网并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很多软件无法流通传播，电脑爱好者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交流手里的软件，而王全国的软件最为丰富，当时雷军是经常跟他交换软件的人之一。

雷军和王全国是个性不同的两个人，雷军比较活跃积极，编写软件的时候常常直奔主题，效率极高，而王全国却要先仔细分析研究，看看有没有捷径才能动手，于是，两个人产生了互补。当时，王全国正在设计一款加密软件的界面，而雷军正好之前写过一个加密软件的内核，于是他们联手开发出了一款名叫BITLOK0.99的加密软件，作用是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

王全国认为，做加密软件市场很大，而且对程序员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起初的方案是，王全国和雷军各自编写一个软件然后进行修改，不过雷军在8月15日开学，时间紧迫，于是两个人分工：王全国做加密软件的界面，雷军完善软件内核。

虽然二人风格迥异，但配合得十分默契。在他们的日夜钻研之下，只花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将这款加密软件完成，将其命名为“Bitlok0.99”。

软件的名字有了，还差作者的署名。当时正在热播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叫做《神秘的黄玫瑰》，片中讲述了叫黄玫瑰的强盗与腐败政客的殊死斗争。雷军和王全国都喜欢这个角色，于是就以“黄玫瑰小组”作为他们的署名。

“Bitlok0.99”一经问世，马上在软件界流行起来，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然而越是流行的软件，其盗版和破解的速度也就越快。雷军他们的Bitlok0.99加密程序很快就引起了一些解密高手的兴趣，立即掀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经过几轮的对决，雷军也不断随着对手进攻方式的变化见招拆招，他的加密程序做过20多种算法，让他的产品功能不断升级。这场看似维权的软件之战，终于演变成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的技术对决。只可惜，当时的圈子很小，传媒又不发达，如果放在今天，这场精彩绝伦的PK会毫无悬念地送雷军上头条。

Bitlok0.99卖得越来越火，当时不少软件公司纷纷出资购买，“黄玫瑰小组”也成为了业内数一数二的开发团队。Bitlok0.99的成功，让王全国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任务，他将50元加班费给了雷军，这笔小小的收入成为雷军程序员生涯的第一笔报酬，也成为他编程技术的实力证明。

在计算机发展进入到90年代之后，计算机病毒也开始流行。第一个可传播的病毒被发在1986年的1月，当时被叫作“Brain”，然而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黑客，他们对编写带有破坏性的小程序十分着迷，由此创造出一大批新病毒。

到了1988年，计算机病毒随着软件交换的频繁而进入中国内地，这对电脑初学者来说简直是噩梦，但是对雷军来说，这又预示着一次机遇的到来。

1990年，雷军和一个名叫冯志宏的同学开始合作开发杀毒软件“免疫90”。这个冯志宏也是电子一条街上的常客，曾经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文章，是实力派的电脑高手，后来被称为“中国工具软件开发之父”。当时，雷军和冯志宏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他们没有电脑，只好利用寒假在外面的公司找了一台机器。

由于武汉的冬天十分寒冷，两个人的脚底都冻得生了疮，而且他们吃不上食堂的饭菜，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然而他们依旧专注地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里。

当时反病毒属于新生时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案例，更没有同类软件可以学习，于是雷军和冯志宏就自由发挥，写出了非常全面的病毒免疫程序—免疫90。这个软件能够发现当时所有的病毒，而且它还能进行样本库升级，可以在英文环境下显示英文，在中文环境下显示中文。

软件开发出来之后，雷军和冯志宏将其定价为260元一套，卖得十分火爆。因为免疫90既能够准确地查找病毒还能有效地杀毒，广受用户好评。后来，在武汉大学一位辅导员的推荐下，他们的成果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雷军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打算再开发一个硬件防病毒卡，虽然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硬件防毒不如软件的效果好，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可惜的是，正当雷军和冯志宏打算将他们的硬件防毒卡进行推广时，华星防病毒卡抢先一步上市，身为学生的雷军和冯志宏都幼稚地认为已经失去了市场，于是就放弃了。

最悲惨的失败不是被对手打得体无完肤，而是自己认为自己输了。

事实上，雷军他们的杀毒软件在武汉就卖出了几十套，这在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背景下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过在1990年前后，公安部介入了反病毒软件的统一管理，加上市场上开发杀毒软件和硬件防毒卡的公司逐渐增多，让雷军和冯志宏这种小团队根本无力对抗，最终彻底退出了杀毒软件的研发。

多年以后，雷军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有后悔：“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市场能力，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我当时认为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就没有市场，时隔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别人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自己不能做。我错过了这次机会。”

为此，雷军总结出一个道理：人要学会把握机遇，别人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你做不了了。

由于参与了杀毒软硬件的开发，让雷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了很多关于电脑病毒的文章，成为了小有名气的“防毒专家”，湖北公安厅还专门请他给大家上课。

有人曾经问过雷军，为什么能编写出如此出色的计算机程序，对此雷军的回答是，他之所以能够编出这么多的程序，完全在于他对诗歌的喜爱，他觉得写程序就是在写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