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时代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文论巨着。问世约一千五百年来，它以其构筑完备、体大思精等的特点，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不可轻慢的卓拔地位，而且为世界文化所接纳所推崇。应当说，《文心雕龙》是中华文化的瓌宝。明清以降，再从近代至于当代，前人对该书做了大量的校勘诠评工作，有过不少真知灼见和硏究力作；在不断推出学术新着的同时，近四五十年来又有诸多注释本译释本出现，标志着对这部名着既有了更深入的硏究，又在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怎样说，校注训释始终是普及和深究的基础。事实已经表明，龙学硏究尚存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探究，首先仍是文字诂训问题。文本都未读通，表意把握不确，如何谈得上硏究阐发呢？所以，本书仍取有译有注这种最显寻常的体例。体例取舍本非关紧要，原文译文对举排列也仅为阅读的方便，根本的标志在于查验书中所作的训解诠释，看是否真正做到了信实和稳妥。
前辈学者说过：译事三难，曰信曰达曰雅。古文翻译和外文翻译的道理是一样的。信实不足，会失却原意；通达不具，则生涩别扭，那么，译犹不如不译。“雅”是更高的要求。不是抽象地要求雅正，要求文笔的美，而是说译文应当把原着的格调韵味传导出来。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騈俪之作，自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话散文译之，而更得格外地讲究译笔的遣词、句式和文采。近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在摸索，想寻找一种与騈对原着能同趣互映的语词句型组合。实践中或许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觉，我于是对拙译提出了两条硬性的规定：其一是要求译文大体是原文的一倍。尝试的结果发现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长了显冗，压缩了则乾。其二，译文基本都采用类乎白话文的排比句式，以期对应原着的排偶文句，力求显现原作的独特风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译绝对又应是一种创造，我于是只能勉力而为之。原文加上译文，于全书上编中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耗费的心力则决不少于校勘注释的写作。每篇译文的润改，均在十二遍以上；点滴斟酌推敲之处，则又不可计数。拙译基本是按篇幅有定、字比句次的要求来撰写的，至于去译得工整些、译得漂亮些的初衷尚有不小距离，那则是因自己功力不逮的缘故。
关于注释，自是本书占相当篇幅的内容。这里的做法，可用“既小心又大胆”六个字来概述。小心起来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原着的每一个字，都严格从文字诂训入手，比较各家注解之差异，寻出最为顺当贴切的训释。没有依据的诠解不取，标新立异的阐述不发，惟求取得原着词义文意的正解或胜解。所谓大胆，指一旦发觉前人训释不当或有误，有了确凿的诂训依据，反复掂量实又觉理当订正之时，则另立新注而毫不犹豫，不论此解他人是否提过。全书订正或改注的地方，计有五百多处，故上编名“新注新译”。此中的择选，不以前辈注家声望的高低作取舍，而是以确解原着原意为标尺，因为名家间或也会有所疏失，而读解古籍恰恰又最宜取科学的、切实的态度。为着同一个目的，本书注释还特别注重文气的连贯，文意的把握，关键处用极简略的文字给点一点，说明一二，力求有正确的训释引导。
本书下编称“疑义疏辨”，采用列条辨析的体式。前人探究《文心雕龙》，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着述，这一方面可使读解原着者得到大的助益，另一方面，歧见纷出又会增添若干新的困扰，诸如多了一些争议，甚至还有诂训失确、疏解讹误的地方。针对不少的难点、疑点和误点辨而析之，无疑是极其必要的。于是，在下编之中，本书徵引了大量的史载史实，列举了相关的作家作品，梳理了文本的逻辑脉络，探寻了原着的旨归所在……。几占全书一半篇幅的辨析部分，其实就是注释的延伸和展开，反过来又是对注释的补充和夯实，无非是述说得细密一点，剖析得透彻一点而已。注释再加疏辨，这是以往注家很少采用的作法，但它可以使文本的字、词、句、意较为确切地落到实处，全书的学术品位或许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曾徵引明清以来多种《文心雕龙》的注本、释本、评本，更有今人撰着的众多研究专着（重点书目参见《凡例》），至于未予徵引而尝作参考之书，则又是数倍于此。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运熙、周锋所着的《文心雕龙译注》，本书虽未援引其译其注，但各篇的“题解”准确精当，对拙书撰写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其余引文，则取随引随注的办法。
看看前人着述的丰美，相形之下便愈觉拙书的渺小。好在十余年前我曾有过表白，说自己犹如一名手工裁缝，只能一针针一线线地缀连。现“新注新译”已于六年前付梓，另有一本篇幅等同、堪作姊妹篇的“疑义疏辨”亦已杀青，正宜合一而为完整的学术专着。对于学养有限的我而言，这已经是倾尽心力了。但我仍愿意与学界的师友一道，进一步探究这部名着，也切望拙书能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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