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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曹操(节选)

清洁的精神:文化名家谈历史 作者:陈武


诗人曹操(节选)

李国文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孟德的诗,可能用十二字来评价:有气概、有声势、有深度、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了一首感叹曹操的《邺中歌》,其中有一句“雄谋韵事与文心”,盛赞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全面成就。

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四万除以八十,平均每年要写五百首诗,平均每天要写一至二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作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恺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能有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不一定要按照官方意志写作的作家。这点自由,就是曹操给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踽、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涌”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们儿,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与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容精雕细琢,只求痛快宣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等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双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得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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